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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一心谋国，从不谋身，这是让孝乌最为敬佩的地方，”江穆齐定定地看着孙纲，说道，“所以孝乌才愿意追随大人，只盼助大人成就一番大业，孝乌心愿亦足矣。”
“那太好了，”孙纲看他郑重的样子，不由得微微一笑，说道，“我总算没有看错你。”
江穆齐看着他，还想说什么，这时，林文昊进来了，对孙纲说道，“大人，户部张荫桓张大人，太仆寺罗大人和伍大人来访。”
“快请。”孙纲说着，看了看江穆齐，他脸上露出一个顽皮地笑容，说道，“三位大人都是外交高手，大人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问他们好了。”
孙纲嘿嘿一笑，来到了客厅，来的是张荫桓，罗丰禄和伍廷芳，也都算是老熟人了。
他们三个和孙纲最早认识是在陪李鸿章在甲午战胜后签订《中日天津条约》的时候，当时他们都是李鸿章的随员和助手，张荫桓在孙纲和李鸿章出访欧美时负责对日本“伪装袭击舰”事件的交涉，伍廷芳那时正好是副使，罗丰禄那时则是李鸿章和孙纲的随员。在天津和日本人谈判时他们就很谈得来，但后来各忙各地，联系也仅限于电报和书信了，现在久别重逢，都感觉十分亲近。
“敬茗小友今天在朝会上可是让老康给骂惨了，我在这里代老康给你赔罪了。”张荫桓对笑着孙纲说道，
看着好六十多岁地张荫桓代康有为给自己赔罪，孙纲吓了一跳，赶紧说道，“不敢不敢，康先生也是一心为公，只是失之急躁，见解不同而已，晚辈哪里敢存这等心思，樵野先生如此说可要折杀晚辈了。”
这几个人里面数他岁数小，张荫桓和康有为关系很好，朝会时他也在场，可能是担心孙纲和康有为再起冲突，所以才拉上罗丰禄和伍廷芳两人替康有为向他“道歉”。他们几个都是受过北洋军情处派人暗中保护“恩惠”的，知道北洋军情处地“实力”，也可能是生怕孙纲“一怒之下”派人去把康有为干掉，才一起来折节拜访的。
（二百零四）四大“鬼使”会京师
“老康也是，象个炮仗一样，一点就着，”罗丰禄说道，“他要总这么干下去，人就好都得罪光了。”
“老康也是心忧国事，恨不得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全办好。”张荫桓替康有为解释道，
“不然，他行事太过刚愎自用，认准的事容不得别人反驳，”伍廷芳摇头说道，“我是后听到敬茗这个关于分解日本的方略的，乍一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仔细一想却十分有道理，可老康偏偏就是听不进去，真是让人费解。”
“这个分解日本的事，可就着落在你我这几人身上了，哈哈，”张荫桓有些自嘲地笑道，“自古未闻有以分解他国为乐者，当从你我四人始，真是可笑之至。”
“后世史书提及此事，或谓之四大鬼使分日本，咱们这些办外交的，此生足矣。”罗丰禄也笑道，可孙纲听出来他笑声里有一丝苦涩之意。
“外交为一国之重务，何来鬼使之说？”孙纲听了他们的话，不由得奇怪地问道，
“未能事人，只能事鬼，遂去父母之邦。就是说咱们这些个办外交的。”伍廷芳也苦笑道，“敬茗这回和咱们上一条船，这仕途上可就要吃亏了。”
孙纲想起来慈禧太后那句“委屈你了”和江穆齐说的“前程受影响”的话，心中更是觉得不解，就向他们细问端详。
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
原来，在大清中国现在的“主流”社会，“外交官”是被士林最看不起的一群人。
早在1876年。也就是甲午战争前的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成为大清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郭嵩焘其人才高八斗，学贯中西，世界各国当时都对他评价甚高，称其为“少有地中国聪明使臣”。可在他的家乡湖南，当时的士大夫“愤青”们却认为他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汉奸”，不好好在国内呆着“报效天恩”，出去“伺候”洋鬼子？是何居心？当时有人甚至还做对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都这样了还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此后，中国外交官们的“鬼使”称号就此载入史册。
由于湖南士子乡亲们认为郭嵩焘“放洋事鬼”的举动简直是“辱没祖宗”，很多人叫嚷着要砸烂郭嵩焘家，以表“拳拳爱国之心”，在他们看来，即使郭嵩焘在英国打不着本人，那么砸两扇“鬼使”家地窗户也算是申了“民愤”了。这类“民间打砸抢”事件到底发没发生现在已经不可考了，可郭嵩焘从此再也没能翻身，虽然李鸿章多次向他施以援手。可这位中国第一位杰出的外交官终其一生，也没能摆脱身上的骂名。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身为“天朝上国”的中国遣使藩属和“四夷”，只有两种情况，不是宣扬“皇恩”（比如说郑和下西洋），便是羁縻“远藩”（比如汉唐时期地“和亲”政策，为什么派个男人去“交涉”就不可以，送个女人去让人家白那个“什么”却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妥”，不管这个女人是公主还是平民百姓。难道是怕男人去被人家那个“什么”有伤风化？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真是让人琢磨不透），“天朝上国”这一辈子他就从来没有这个“对外派驻常任使节”的“规矩”，也不接受“夷狄”们派驻使节，甚至于连外夷来中国朝贡的使节也都不许久留！
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列强竟然要求向北京派驻外交使节！
这在外国人看来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可没想到居然比“割地赔款”引起的“舆论反弹”还要大！中国传统士大夫们群起抗议。认为这些洋人们“羁縻京师”。有失天朝“体统”（中国人的这种想法真是不可理喻，皇帝的园子都让人烧了砸了抢了。还有什么“体统”可言？）但在西方列强的枪炮面前，“天朝上国”也只好乖乖地放弃“原则”（可见还是“拳头大才是硬道理”），“洋鬼子们”便堂而皇之地在“天子”脚下住了下来。
西方使节进来了，可“天朝上国”却坚持不外派对外使节！
郭嵩焘出使英国，其实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此前中英之间发生了“马嘉理事件”（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国探险队由缅甸闯入云南境内，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英国人开枪打死了数名当地居民，当地居民则奋起反抗将这个不知死的家伙干掉了。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里的一条，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担任中国驻英国公使。
郭嵩焘同意出使，其实也是这位开明地洋务派官员和李鸿章一样，有着替国家担当的胸怀和气魄，他当时自己就说过“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即便这样，他仍然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理解，以至于最后还是身败名裂，连亲朋好友都为他惋惜，认为他千不该，万不该，去当这个“鬼使”的外交官。“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实际在中国官僚制度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一职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论这个“实职”与“差使”，那里面的“讲究”可就大了去了，“实职”乃是经过吏部任命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国家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当中去，而“差使”则是临时性地派遣，等于是后世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就算不错了。
外交官只是作为“差使”，而且在国家制度设计的时候，没有明确“销差”回国后的“政治待遇”，这一趟“出差”最短一二月，有的甚至是好几年，这样一来，在这个通讯还不发达的时代里，外交官与国内官场的联系自然要稀疏甚至中断，这对官员地升迁来说有相当不利地影响，在中国传统官员们看来，出任“鬼使”无疑是和“自断前程”划等号的。
上次朝廷安排李鸿章出访欧美，其实也是有一定“深意”地，害怕李鸿章位列中枢，权力太大，所以用这个办法制衡一下，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康有为不也就是这么“鄙视”李鸿章的么？
孙纲听了他们的解释，这才明白，慈禧太后为什么要对他说“委屈你了”，而江穆齐不陪他出使，坚持要留在国内“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