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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兀术和数万金兵最终还是逃回了长江的北岸。
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说什么好呢？
千头万绪，最后只能归纳成一句话：韩世忠以其微薄的实力去做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差一点点就成功。
至于结果，只能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了：谋事在人，而成事在天！
此战过后，宋朝方面的士气得到极大的提升。
黄天荡之战建康之战，韩世忠和岳飞联手打破了女真人不可战胜的神话，让所有的宋人看到，这些北方异族人不仅被打败了，而且败得狼狈不堪败得彻底败得毫无尊严可谈。
在这个层面上，这两场战争的意义无比重大。
除此之外，黄天荡和建康府这两场大仗，消灭了数以万计的金兵，而且大都是女真族的本族子弟兵，大大削弱了金国的实力。从这个时刻开始，金国和宋朝一面倒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反观金国，抛开最后那段狼狈逃亡的经历，从整个过程看，金兵打得其实还算不错，起码把宋朝的皇帝都逼出了大海，而且最后也成功脱身。
但是金兵没办法自豪，尤其是最后那五十多天的时间，那段艰险的心路历程，那些难以向外人倾诉的苦难经历，依旧在金兵的脑海里，久久不散。
作为金兵的元帅，完颜兀术居然哭了。
在过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只要是看见熟人，完颜兀术就拉着不放手，没完没了的泣诉，倾述各种过江的悲惨遭遇，用来缓解心里的阴影。
《大金国志》卷六《太宗文烈皇帝四》中记载：兀术“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亲识，必相持泣下，诉以过江艰危，几不免”
金兵撤退了，江南地区得到了安宁，最高兴的还是我们的高宗皇帝。
公平地说。高宗皇帝如今确实有很大的改变。起码每天依时上朝。不会整天呆在后宫里耍乐。
大战过后，自然是要论功行赏。
而说到谁的功劳最大，非岳飞和韩世忠莫属。
岳飞押着俘虏来金兵上京面圣了。
上京之前，岳家军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原先留在宜兴县大本营的刘经竟然想扣押岳飞的家人作为人质，进而吞并岳家军。
这个消息，是刘经的部将王万通知岳飞的。
在南宋初年的那种乱世之中，军阀混战，相互吞并是屡见不鲜的。可以岳飞与刘经的关系非同寻常。他会做出这样的事，令岳飞百思不得其解。但岳飞也知道，王万是不会骗自己的，因为自己是他的救命恩人。
识穿刘经的阴谋后，岳飞快刀斩乱麻，很快就处决的刘经。至于刘经的下属，他们在岳家军多时，也非常认同岳飞的为人和岳家军的作风。这件事就此平息了，只是留下一些茶余饭后的话题。
这次岳飞与高宗皇帝的会面显得非常的匆忙，两人都不想重提往事。随便聊了几句就草草完事了。高宗皇帝也只是赏赐了岳飞铁铠五十副金带鞍马镀金枪百花袍等物品，显得十分小气。
岳飞刚回到宜兴县。朝廷便诏命岳飞讨伐戚方。
戚方是岳飞的老同事了。马家渡失败后，戚方上山为寇，火并了扈城的部队后，手中的兵力发展到了一万人。
就在岳飞辗转在常州和建康一带与金兵作战的时候，戚方也率领自己的队伍，先攻宣州后掠湖州，辗转流窜而成为东南一带最为凶悍的匪帮。
对于戚方匪帮的征剿，朝廷原先也是指派张俊去负责的。
一提到打仗，张俊的腿已经软了三分，特别是对上一些穷凶极恶之辈。
不过张俊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替死鬼………岳飞。
张俊名义上是岳飞的顶头上司，但没有实质的指挥和调度权。原因是，朝廷钱粮不够，要下面的军队自筹经费。
没有粮草的补给，下面的军队当然可以对上面的军令爱理不理的。
这种情况，就叫做听宣不听调。
简单来说，上方（朝廷）可以随时来下达命令，但是，是否执行命令，什么时候才执行命令，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在这个问题上，南宋朝的诸多将领之中，表现得最明显最离谱的有两个人：刘光世和曲端。
其他人害怕打仗，岳飞不怕。
岳飞不但不害怕打仗，相反，他对打仗趋之若鹜，多多益善。
原因很简单：钱粮。打仗赢了之后自然会有战利品，战利品可以用来换取钱银和各种物资。
这种做法，现代的名词是“以战养战”，而岳飞把它称之为“资粮于敌”。
岳飞和戚方的兵力相差不远，都是一万多人，但是交手才发现，两军的战斗能力根本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戚方的军队一触即溃，完败于岳家军。
对上这帮如狼似虎的岳家军，逃跑是没有出路的。对于戚方而言，只有两个选择：投降或者自杀。
戚方选择了投降，不过他耍了个滑头，不向岳飞投降，而是逃到张俊的营房处向张俊投降，同时还献给张俊六千名精兵六百匹战马和金银财宝不计其数。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四：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时方引兵犯安吉县之上乡浙西江东制置使张俊以兵讨之或言上乡路狭不可行兵俊乃遣其将王再兴招之会统制官岳飞追袭其后方无路进退始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马六百匹所献金玉珠珍不可计时人为之语曰要高官受招安。”
这种摘桃子的行为其实是相当的恶劣。
张俊也知道自己的行径坏了规矩，于是在军中宴请岳飞赔罪。
好歹也是上司，岳飞到了张俊的营中，喝骂了戚方一通，然后与张俊相对一笑，就此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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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七十四章：打死也不出兵。
金兵刚刚退走，以文官为主的建炎小朝廷又经历了一场风波。而这场风波的主角是在高宗逃跑中立下大功的宰相吕颐浩。
江南地区重新得到太平，高宗皇帝和建炎朝廷自然是要收拾山河，重整旗鼓，恢复统治的秩序。
如何恢复秩序，关键的核心在于一个“钱”字。
连续几年的兵荒马乱，建炎朝廷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力度越来越低了，很多地方政府和诸如漕运等地方势力越来越不听话，屡屡截留税收不上缴，给朝廷造成很大的困扰。
吕颐浩为人刚直性急兼且暴躁，即便是对着叛军的刀枪也敢大声叱喝，更何况如今是太平时日。
于是吕颐浩接连下了几道命令，实施“财源确保政策”，把盐铁等重要物资的专卖，经制钱月桩钱等的征收管理，全部纳入朝廷的管制范围。
结果是，这些政策一出，引来了无数反对的声音。
站在朝廷的角度，吕颐浩的政策没有错，错就错在朝廷的管制力量太弱了，而且吕颐浩实施政策的手段也略显粗暴。
实在没办法，高宗皇帝唯有罢免吕颐浩的相位，把年仅三十一岁的参知政事范宗尹推上了宰相的位置上。
建炎四年五月，即岳飞收复建康府的当月，高宗皇帝依据宰相范宗尹的建议，陆续在淮南东酉路，京西南北路，荆湖北路和陕西的一角。划分成若干个小军区。每个军区设立镇抚使。管辖两个至四五个府州军的防务，并兼管民政和财政。
镇抚使是个新的名称，相当于唐朝的藩镇。只不过藩镇割据最为老赵本家所嫉讳，就换一个叫法而已。
这样的镇抚使辖区建炎朝廷封了约二十个，委任镇抚使三十余人这些地区大多是被盗匪土豪溃将摄官等所占据，朝廷的话语权不大。范宗尹认为，此种措置虽“稍复藩镇之法”，却是抵挡金兵的“救弊之道”。
其实。范宗尹的主张纯属消极防御性质，根本不是规划克复故土的深谋远略。
上述地区饱受战祸，经济凋弊，加之各镇抚使辖区不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有限，即使是单纯的防御，也不可能有效抵抗金兵。
更何况镇抚使们的成份复杂，人心各异。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他们或叛变投敌，或火并被杀。或战败牺牲，或丧失辖区。种种结局，难以概述。
这就是所谓“救弊之道”的历史见证。
在这场分封大戏中，岳飞也凭借他过往的功绩分到了一杯羹。
建炎四年七月，朝廷把岳飞提升为官武功大夫昌州防御使，并任通泰州镇抚使兼泰州知州。
从官位的角度，武功大夫比原来的武德大夫高一官，但按“双转”制度其实是半官，而防御使双比刺史高两官，岳飞的虚衔算是连升三官。
在这之前，岳飞也曾经给朝廷上过一个奏折，申请镇守淮河流域，因为淮河流域是金兵南侵入寇的必经之路。
朝廷关于岳飞差遣实职的新命，大约是考虑到了他本人“乞益兵守淮”的请求。可惜的是，朝廷已在淮南地区至少分设了八个镇抚使司的辖区，所余的地盘有限，便选择了通州（治静海，今江苏南通市）和泰州（治海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