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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话打断了。她见我来了，向大家介绍说：“这位是小夏同志，陈家驻队干部。”有人说：“知道。你们在一起商量过工作，走得近。”有一个说：“小夏先扎根在杨兰五家，后来又搬了出来。”工作队员一举一动群众都看在眼里。会后，我对齐秋月说：“咱们今后工作可得小心，咱们接触多些，就说走得近。”她也警惕地说：“是得注意点，别出不好影响。”
这陈家队和杨家队原来是一个队。三年前才分开，排序为苇子坑大队一队、二队，八十多户，老少三百九十一人。分队时，大队干部大致拿了个意见，地界没有划清，经常闹意见。今天你犁过去几犁，明天我就割你几垄麦。最严重一次，两队社员抢着割麦打了起来，伤了人，到现在医疗费还在那儿翘着。大队也来解决几次，但是，这地块，都是三扁四不圆的，这边比例算好了，那边比例也算好了，可扎过去一犁，竟把界沟弄成了斜的了，不南不北，不东不西。大队干部就随意步了步，指了一条线让扎过去一犁，倒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了。但是各队会计过后一丈量，多了的，喜不吭声，少了的，就让牛把儿往那边犁，矛盾就由此激化起来。我们进队后，两队群众都把这当成最大的四不清问题提了出来。工作组指示：分清，取信于民，便于发动群众。我同小齐领着两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到地里整整闹腾了两天，在纸上算了好多方案，可那真叫纸上谈兵。分了半天，也同大队第一次分的一样，咋也找不到扎上一犁犁过去，正好把地分得正南正北正东正西的一个沟儿。小齐对我眨了几下眼，说：“冷处理吧！”就宣布暂停。吃过饭，小齐就来找我，又说了几个方案，最后说：“你是大学生，点子多，你决定吧！”结果，又分了两天，还是没有个双方满意的结局。最后工作组指示，清白不了糊涂了，绕过这个障碍物，别耽误了四清全局的进度。小齐说：“这不说明了四清队也不怎么样吗？”我说：“两队开个社员大会。”当天下午，两队社员集合在场上，都以为工作组要出什么高招，不料，我说：“我们是来搞四清的，查四不清干部的四不清问题的，不是来搞分队的。可是那些有问题的干部怕揭发他们的问题，放出了烟雾，扯出地界纠纷来转移贫下中农的视线，混淆了阶级阵线，掩盖了队里阶级斗争的实质。我们工作队故意发话，解决地边纠纷，是想让四不清干部跳跳，亮亮相。现在大家看清了吧，他们的表演到位了吧，谁啥样看清了吧，这就是当前最为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把他们的阴谋诡计揭穿。”会场上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对，对，还是工作组有眼力。”散了会，小齐说：“真有你的，小夏，佩服，佩服。今后我就跟着你的步子走。”半年过去，她入了党，因为工作成绩突出，她的事迹上了工作团的简报，尔后又上了省工作团、中南局和中央的简报。中南局主持四清工作的书记金昌铭同志还在简报上加了按语，中央办公厅把齐秋月的事迹加上批示，下了红头文件，号召全国四清队员要向齐秋月学习，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争做红色接班人。
第一卷第四章形象天使（5 ）
齐秋月一下子成了菊乡自郑运昌之后推向全国的又一个典型。而这个典型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中被树了起来，就更具有榜样力量。
齐秋月出名了，成了红得发紫的人物。她被请到各个工作团作报告，讲她如何在四清运动中带着问题学毛选，如何同贫下中农一起同阶级敌人的破坏作斗争，等等。我因为对她最熟悉，她的材料最初是我帮她整理的，也被抽出去给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团当秘书，跟着齐秋月也南北四路地跑了个痛快。
齐秋月出名了，齐秋月给菊乡工作团，乃至菊乡数百万人民争得了一份荣耀。这样，在1966年的春天，菊乡酝酿领导班子第二梯队人选时，王贵桥就点名把齐秋月推荐上去，作为副市长后备人选。
画匠不给神磕头。我知道齐秋月是怎样起步的，她的先进事迹是怎样上纲上线写出来的。齐秋月也深知这一点。每每讲罢一场，没人在身边时，她总是先喝一口水，润润嗓子，对我说：“小夏哥呀！我就像在演戏。你就是编剧，导演我想不出是谁。”她后来就喊我小夏哥，我有时也开她玩笑，叫她林妹妹。我说：“导演是你自己。工作是你做的，你工作确实很卖力。这我是瞪着眼看到了的。同贫下中农搞三同，拔花柴，手打了泡，用手绢一缠又干，晚上同五保户大娘打通铺，这对一个城市女孩子来说，难能可贵。冬天，睡觉就抱住大娘的小脚暖脚，也不嫌臭，这没有阶级感情，没有阶级觉悟是办不到的。反正我不能。”她说：“说阶级觉悟多高阶级感情多深，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这人心肠太软，对比我难的人，就同情，要是碰上个地主老太婆，我也会暖。”我说：“胡说，这话可不是闹着玩的。如今你不再是你自己。你是菊乡的精神财富，是咱们工作队的光荣。对我，你无疑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她说：“别把我说得那么玄乎，抬举得越高，我摔得越惨。”说到最后，她感伤地说：“贫下中农还是太苦了。”到了1966年8 月，齐秋月作为副市长后备人选已成定局，就要行文上报。齐秋月受宠若惊，也有一种成功的喜悦。一天下午，她一脸桃花地来找我，说：“小夏哥，出去走走吧！”我们就向官路河上走。站在河岸上看去，河对岸地里玉米吐缨了，想起这一年来的工作配合，她动情地说：“多亏你这个老大哥了。”我说：“这是你个人努力的结果。只是希望你当了市长书记，别忘了这一年苇子坑的生活，别忘了我这个傻哥。”她忘情地看着我的眼睛，喊了一声：“哥——”这是她第一次认真地叫我哥。她眼里就水汪汪的，转过身望着远方，眨巴了几下眼。我也动情地叫她一声：“好妹妹。”眼里就湿润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是独生女儿，碰到你这个好哥，是我的福气。只是你说那市长书记，那是大家抬举我，我知道我不会被批准的。”我问为啥，她说了她的家庭背景。原来她妈余文秀在锦西抗日根据地时，曾被鬼子抓去过，是一支土匪队伍把她救了出来。这段历史妈妈给组织上交代过，可没有旁证。后来组织上就怀疑她是求生叛变才出来的。还说她妈有通匪嫌疑，这股土匪又名气太大，同共产党也发生过磨擦。这支队伍后来被国民党收编了，妈妈的问题就更难说清了。我问：“阿姨后来干啥工作？”她说：“刚解放时当区妇女联合会主任，后来就下放到供销社当个计划股长，空衔儿。我爸也受到牵连，先是下放到沙家湾当小学校长，后来就一直窝到教育上提不起来。他可是老地下党员，上学时参加过学潮，后来到了伏牛山根据地，当政工科长。爸妈都那个样，我还能发粗长长。”我听了，感到她说得不无道理，提起她妈的政治待遇，不由得就想到赵先娥大娘。我说：“咱们这国家是政治统帅一切的。不过，也太绝对化了。”她赶忙说：“小夏哥，快别这样说，让谁听了去，咱们俩都吃不了兜着走。说点别的好吧！”这时西斜的太阳照在她的脸上，更加给她增添了一种古典气息，忧伤，哀怨。她美极了。我说：“要不是我已经有了你那个坏嫂嫂……”她问：“那会怎样？”我说：“你猜猜。”她说：“我不猜。”狡黠地眨了眨眼，盯住我看着，又问：“结婚了吗？”我说：“没有，不过已经离不开了。”她说：“我明白。你们这些男人呀！”我们到河里脱了鞋袜洗脚。河水不热不凉，挺爽人的。水清见底，有一群一群的小鱼儿游来游去，在我们的腿上这里咬一下，那里咬一下，痒痒的，她就用手去抓，抓不住，再抓，差一点摔倒在水里，我赶忙拉住了她的手。她的手柔柔的，手指细长。我说：“弹琴的手，该上音乐学院当音乐家的。”她嗔怪地看了我一眼说：“又笑话我了。怨我太窝囊，大学没考上。”我放了她的手说：“忘了男女授受不亲了。”这时不知道是啥把她的脚夹了一下，她叫了一声往我身边歪过来，我扶住了她，她把脚翘出水面，我盯住她的脚看了半天，啥也没见。她又坐到岸边草地上，搂住她的脚看了个没回数，才又着胆子小心翼翼跳进水来。我看着她的脚说：“男看头，女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