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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年龄，其他人可能在憧憬着新的体验，新的挑战，而他却开始慢慢地湮没无闻了。他将来还能做什么跟他过去所做的事情一样激动人心？
没关系。阿弗纳不停地告诉自己，没关系。但他也总是看见父亲坐在折叠躺椅上，半睡半醒，苍蝇停在他旁边装着温热橙汁的杯沿。他坐在那里，打着盹，梦想着红宝石，等待电话铃响。
阿弗纳的临时工作是他前几次到纽约时认识的两三个人给他介绍的昆斯区的一个犹太商人，一个以色列航空公司的员工，其表兄在新泽西他们都对他的过去一无所知。正是通过这些人阿弗纳才与他的移民律师见面一个精明熟练的老人，但不是犹太人律师认为，应该先让肖莎娜移民。她获得正式移民身份的可能性较大。首先，她的工作经历中没有什么疑点，她来纽约的时候，“穆萨德”给她安排了一个有名无实的职业作为掩护。一旦肖莎娜获得绿卡，她的丈夫获得正式移民身份就比较容易了。
同时，即使被移民局查出来，被遣送回去的可能性也很小，但也不能漠然视之。虽然这个想法令人毛骨悚然，却比较有趣：在欧洲领导了最大胆的一次行动的以色列前特工，企图非法闯进曼哈顿而被捕。如果这样，就是莫大的讽刺了。
阿弗纳性格固执，他和肖莎娜都不承认失败，不管发生什么都要坚持到底，宁愿挨饿也不愿爬着回到那些阿弗纳认为的欺骗和背叛他的人那里去。尽管如此，他后来还是承认，在接下来的最困难的七个月中，他曾不止一次地几乎要重操旧业了。如果伊弗里姆再给他打电话，说……无论说什么。这是误解。再干一个活，你就能拿到你的钱了。回到以色列来吧，我们给你钱。如果伊弗里姆伸出一根胡萝卜的话，也许就管用了。这是软弱的表现。阿弗纳不愿意承认，却是事实。
然而，伊弗里姆没有伸出胡萝卜，而是伸出了一根棍子。
那是11月份的一天晚上，凌晨一点钟以后，阿弗纳还没有入睡，但已经躺在肖莎娜的旁边了，灯也熄了。他听见一辆汽车在他的房子外面停下来，但他没有多想。几秒钟以后，门铃响了。
肖莎娜醒了。
阿弗纳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她就什么也没说。但她几乎本能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葛拉睡觉的摇篮边。阿弗纳一声不响地走到窗户旁。他没有碰窗帘，也没有开灯。他从窗帘和窗框之间狭窄的缝隙向大街窥视着。查理也醒了。它非常聪明地从它沉默的主人们那里得到了信号，它没有叫，而是把爪子放在阿弗纳旁边的窗沿上，也想从那个缝隙里朝外面看。
门铃再也没有响。阿弗纳看见一个人很显然是按门铃的那个人回到了一辆很小的车子的驾驶座上。车子开着灯，停在那栋二联式楼房前面。是一辆日本车。那个人看起来就像很难说清。什么人都可能是。不过，不是阿拉伯人，不是黑人，也不是东方人，是个高加索人。
阿弗纳肯定自己不认识他，肯定自己认识的人中没有人会在凌晨一点按他的门铃。移民局不会派一个人坐着外国车来，移民官肯定不止按一次门铃。一定有蹊跷。
那辆日本车开走了。阿弗纳想，不管那个人想干什么，他对自己的业务都不够熟练。他在按门铃之前没有侦察一下这条街道。如果侦察了的话，他首先会把车掉个头。这栋二联式楼房位于这条街的尽头，也就是车头的方向。现在他要离开的话，必须掉头沿着来路回去。阿弗纳要拦住他很容易，至少可以把车牌号码记下来。
他掩上窗帘。
那辆日本车关掉灯，呼啸着开走了。好像是意识到要掉头，并且从房子前再经过一次，开车的那个人才机智地把车牌上的灯关掉。阿弗纳未能看清车牌号。那辆车好像是新型的丰田汽车。
五分钟后，电话响了。
“你门上有一封信。”阿弗纳拿起电话，听见一个男声说。那个人立即把电话挂了。虽然他说的是流利的英语，但阿弗纳觉得能从中辨别出一种口音，一种熟悉的口音。如果那个人的母语是希伯来语的话，他不会感到吃惊。
阿弗纳决定还是不要冒险。虽然他认为那封“信”不会爆炸，但为什么要冒险呢？在黑暗中在门前摸来摸去，正好成为伏兵的目标。不管这个伏兵是无线电控制的炸弹也好，还是一支枪也好。为什么要冒险？不管那个人在门口留的是什么，他都可以等到明天早上再来看。
“没什么，”他对肖莎娜说。“回去睡觉吧。”
那天晚上，他没有睡多少觉。
天亮之后，大街上开始有人活动了。阿弗纳穿好衣服，从后门出来。他围着街区走了一圈，没有发现可疑之处，然后回到前门。他一眼就能看见门框和门之间塞着一个小小的信封。看起来不会有什么伤害。很小，很薄，不可能是一颗信笺炸弹。尽管如此，他还是小心翼翼的。好像没事：纸张不软，没有渗出水珠，也没有杏仁蛋白软糖的味道。
阿弗纳小心地把它打开。里面除了女儿的一张快照之外，什么也没有。阿弗纳认出这张照片是他夏天照的。这张照片洗出来的就这么一张。虽然他们留着底片，但为了省钱，他们只洗出来了一套，寄给了以色列肖莎娜的父母。信封里的那张快照一定就是这套里面的。别的地方没有。
照片上是阿弗纳女儿的特写镜头，脑袋向一边斜着，表情古怪地看着照相机。两根手指头紧紧含在嘴里。
不知是谁在她的额头上画了四个同心圆圈，中心有一个墨点。是个最佳靶子。
他的女儿。
阿弗纳竭力保持镇定。
不可能是恐怖分子。如果他们找到了他的话，是不会警告他的。没有什么好警告的。他们会想方设法把他杀了，甚至他的妻儿，不会把快照送给他，在上面画上靶子。
他们甚至搞不到这张照片。没人搞得到。没人搞得到，除了……
这是一张他们寄到以色列的照片。寄到以色列的！
他别无选择：他只好把它拿给肖莎娜看。“就是这张，”他对她说。“我要回去。不管用什么方式，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不行，”她说。“我不让你走。我们可以躲起来。我不在乎。你不要去。我要揭露他们的丑事。我要给《纽约时报》打电话。”
“这很容易，”阿弗纳说。“让我想一想，你知道，我都没想到是他们。我的意思是，没想到是我的顶头上司。也许那里有些卑鄙的家伙想当英雄。如果我回去告诉他们……”
“不行，”肖莎娜说。“我不关心是谁。你一旦回去了，就回去了，你的顶头上司，算个屁！也许他会说，‘对不起，我什么也不知道。但既然你回来了，我们有些事还没干完。’你以为我不了解他们？我比你还了解他们。”
阿弗纳吃惊地看着他的妻子。她当然是正确的，绝对是正确的。他确实会这样说，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事实。不管这个想法是他的，还是别人的。
“我们得让她上幼儿园，”他说。“我们不可能白天黑夜地盯着她。我们两个人都得工作。虽然我觉得他们不会怎么样，但他们也许会怎么样。虽然不会伤害她，但是……如果他们把她带回去，我们就没办法了。让我想一想。
“我要给我的弟弟打电话。我要贝尔过来和我们一起住。”
“你怎么付得起他的机票？”肖莎娜问道。
“别担心，”阿弗纳说。“我会搞到钱的。”
他所谓的搞到钱就是从他的朋友，他开的出租车的业主那里去借，并答应每周偿还一部分。母亲最喜欢的小弟弟现在已经二十一岁了，刚刚服完兵役。在阿弗纳看来，他一直是个头发蓬乱、骨瘦如柴的小孩。当年他一边在部队里服兵役，一边照顾他。如果他回来休两天假，母亲就会说：“帮我一个忙，今天下午带一下你弟弟，让我去买点东西。只要几个小时就行。”
贝尔按计划到达。他长得跟父亲一模一样。阿弗纳想，他希望自己也是这副长相：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比德国人还像德国人。只是不太高。父亲年轻的时候比现在高。但是小弟弟身材非常好：肩宽腰细，二者相差七英寸。嘴唇很薄，咧嘴一笑时显得很傲慢。这个男孩喜欢纽约，似乎仍然非常崇拜阿弗纳，对照看葛拉也不介意。
两个星期后的一天他回家的时候，虽然不是脸色苍白，但也是相当震惊的。他回家的时候紧紧地抓住葛拉，并且给阿弗纳讲述了下面这段经历。
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