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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恐怖活动中担任指挥者。有些人顺其自然地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有些人企图证明女人跟男人一样“棒”恰恰就忘了她们的行为只能证明她们的行为跟男人一样轻率和残酷。
当然，阿弗纳在接受训练时就知道，不能低估女性恐怖分子，并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发生在卡尔身上了。“穆萨德”一直认为，女人在组织能力、设置圈套和对事业的投入方面不仅跟男人一样强，而且比男人更强。她们比男人稍微逊色的地方，也许就是在使用机械的效率和受到攻击时的预见性方面更容易出错，用自己的手榴弹把自己炸死，或者陷入绝境时投降不过，最后这点表明，跟男人比起来，女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更强。在某些情况下，女人的这个特点只能使她们更加危险。
“谁雇的她？”阿弗纳问道。
路易斯耸耸肩。
“我想只要谁能满足她的要价，”他说。“我知道南美有很多人雇她。”
“她现在在哪里？你能找到她吗？”
“失业了，还没有新工作。她住在荷兰的一个海滨小镇上。”路易斯说。“这个地方叫胡恩，离阿姆斯特丹大约三十公里。”
阿弗纳点点头。他知道胡恩在哪。“她是住在一座房子里，还是住在一套公寓里？”他问道。
“信不信由你，她住在游艇上，”路易斯大笑起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同性恋，还是既是异性恋也是同性恋。她跟一个女孩住在那里。至少，在那里的时候是这样。但现在不在那里。”
“你能搞清楚她什么时候在那里吗？”阿弗纳说。“当然，这是一笔交易。”
“我试一试吧。”路易斯回答道。“如果我搞清楚了，我就告诉你。除了业务费用之外，其他免费。”
“非常感谢。”阿弗纳说。“你听到什么就跟我联系。”
随后，他飞到了法兰克福，其他人已经到那里了。把卡尔的消息告诉他的遗孀对汉斯和斯蒂夫两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让人受伤的经历。阿弗纳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耸耸肩。“她怎么说？”汉斯重复了一遍阿弗纳的问题。“她是不是难以接受？你希望她怎么接受？”
“更重要的是，”斯蒂夫说。“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找到那个杀死他的王八蛋？”
“很容易，”阿弗纳说。“我们刚才还在谈这件事，别着急。”
他把路易斯告诉他的情况重复了一遍，说：“让我们首先假定我没有认错照片上的那个人……”
“你认错了吗？”汉斯打断他的话。
“没有，我没有认错。”阿弗纳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但你们谁都无法肯定这一点。好了，让我们假定她就是进入卡尔房间的那个人，路易斯的情报是准确的，她是契约杀手，我们在伦敦格罗夫纳酒店闲逛的时候他们就盯上我们了，然后派她来干掉我们当中的一个。她做到了。好了，我们发现她在胡恩。我们怎么办？”
“杀了她。”斯蒂夫迅速地说。“还怀疑什么？”
“我明白阿弗纳的意思，”罗伯特说。“我们有两件无法预测的事情。第一，如果阿弗纳错了怎么办？第二，如果路易斯错了怎么办？她跟恐怖组织头子不一样。关于她，我们没有别的资料来核实。如果……哦，我不知道，如果她是个妓女，卡尔不愿意给她钱才杀死他怎么办？”
“胡说，”斯蒂夫说。“你说的是卡尔吗？你以为他会跟一个妓女吵架而让这次任务面临危险？为了赶走她，他愿意付三倍的钱，甚至不惜一切。你的话站不住脚。”
在这点上，斯蒂夫非常正确。但是，“没有吵架怎么办？”汉斯问道。“她是个妓女，仅仅为了把他的钱包搞到手，开枪把他杀了。”
“对，但是什么都没有丢失，”阿弗纳说。“他的钱包恰恰还在他的夹克口袋里。钱包里有一百多镑现金。”
“你明白吗？”斯蒂夫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她是因为要搞到他的钱包才杀的他，我们就把她放掉吗？”
“有区别，”罗伯特说。“我们在执行任务。我们不要去追像‘开膛手杰克’那样的妓女而停止手头的工作。关键是，她不是妓女。如果她杀卡尔是因为钱，那么阿弗纳说得对，她应该抢才对。”
“但如果她是个设陷阱的女人怎么办？她设下陷阱之后就走了，另外一个人来把卡尔打死了。如果是这样怎么办？”
“卡尔是被另外一个人杀死的？”阿弗纳问道。“当他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的时候？卡尔睡觉时从来不裸体。我跟他在一起住过。我知道。
而且，难道不是太巧合了吗？卡尔把一个路易斯认为是雇来的枪手干了之后被另外一个人杀了？那个首先盯上我的枪手？当我在伦敦的大街上被跟踪之后？对不起，我不敢苟同。
“如果不是她杀的，也至少是她设好陷阱让别人来杀的。”
“对，”罗伯特说，“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上。如果路易斯是对的，我认为就没有多少怀疑了。是她杀了卡尔是一个人，还是跟其他人一起，关系不大，如果他是对的话。当然，如果阿弗纳也是对的话，即照片上的那个女人跟那个女孩是同一个人。”
汉斯转向阿弗纳。“呃，”他说，“你敢肯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她吗？”
“敢。”阿弗纳说。
“你相信路易斯的话吗？”
“我正准备相信，”阿弗纳回答道。“你呢？”
他们面面相觑。到目前为止，路易斯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错误的情报。即使在格拉如斯，无论萨拉米还是阿布·达乌德参加那个会议没有，教堂里确实有三个阿拉伯武装分子。
跟伊弗里姆核实也毫无意义。“穆萨德”绝不会允许他们在荷兰杀人，不管这个人是否杀了他们的同伴。跟他核实只能使他们陷入一种违抗命令的境地。斯蒂夫站起来。“伙计们，伙计们，”他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事实证明，他们在等路易斯告诉他们那个金发女人回荷兰了。这个情报到得很慢但他们在等待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执行任务。那个夏天有几个假警报既有关于那个女孩和萨拉米的，也有关于阿布·达乌德的直到8月中旬左右，路易斯才传来肯定的情报。那个女孩珍妮特七八天之内会到胡恩。
当天晚上，罗伯特又动身去了比利时。
这一次他不是去设计新型炸弹，在胡恩使用炸弹有几个不利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把炸弹放在金发女人的游艇上不足以让他们产生满足感。他们想亲眼看见她死。
事实是，他们都特别恨她。但跟恨其他目标，包括阿里·哈桑·萨拉米还有点不一样，后者与个人无关。虽然直到很久以后阿弗纳才把这种区别说出来，但这种感觉可以毫不费力地感觉出来。杀恐怖组织头子是为了复仇纯粹是复仇，为慕尼黑的十一个以色列人复仇完全不存在个人之间的仇恨。他们了解名单上那些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甚至尊敬他们，就像猎人尊敬一个狡猾、坚决的猎物一样。但对那个金发女人不一样。
她杀了他们的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一个并肩战斗的同志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屠杀自己同胞的“敌人”。但还不止这一点。阿弗纳想，如果卡尔是在街上被一个普通的恐怖分子开枪打死的，他们不会那样恨他。问题是，那个金发女人是通过欺骗的手段杀死他的，剥夺了卡尔死在一个劲敌手里的尊严。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性别当作武器，利用男人一时的脆弱孤独剥夺了他的生命。她把庇护所变成了陷阱。在他们心里，一切习惯性的男人伤害女人后感到愧疚的心理彻底逆转了。相反，因为她的所作所为，杀死她比杀死一个男人的压力更小。他们做好了撕碎她的准备。
罗伯特计划用一截自行车架上的管子，做一个可发射一颗22口径子弹的单发手枪。此时正值夏天事实上是一个相当炎热的夏天在这座荷兰沿海小镇上，到处都是骑自行车的男女。他们用自行车来制造武器，就不用越境走私枪支了。罗伯特的比利时朋友制造一批简单的玩具小手枪，只需花从“爸爸”的荷兰联络人那里买四支贝雷塔手枪的一小部分钱。他们穿着短裤和T恤衫，骑自行车到游艇上不会引起丝毫怀疑。袭击之后，他们可以把管子迅速放回原来的位置，骑车到停在大约半英里以外的货车旁。谁身上都没有武器。也绝不会有人来检查他们的自行车架。这个计划十分安全。
“这些玩意精确吗？”阿弗纳问道。
“从四五英尺的地方吗？”罗伯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