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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逮捕放在监狱，仍然希望彻底自服，不自服枪决。”“在第二次释放以后，仍然要干，无条件枪决。”“民生团发现以后，在区委以下的叫他自服，区委以上无条件枪决（此条例系在地方上如此，在军队除去按上述条件外，其余有犯军法最明显的，经各方面调查以后不管次数和领袖，一律枪决）。
以上摘自1934年12月4日《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下面是1935年2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中的一段话：
某同志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我认为，在游击区群众中和人民革命军中有少数民生团分子，但是基本群众是站在反日战线方面的。
东满是“民生团”的发源地和重灾区，省委自然非常重视，不断派人巡视，反“民生团”斗争也就不断加码。直到省委派往吉东的巡视员吴平给东满特委写了这封信，并在金日成等人的坚决反对、抵制下，东满的反“民生团”斗争才有所收敛，并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没有人认为反“民生团”斗争搞错了，而只是说“扩大化”了。
就在东北共产党人大抓“民生团”的同时，关内一些苏区也在“肃反”。红4方面军25军82师师长江求顺，被打成“改组派”。此人军政双全，威望极高，全师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杀不可。大刀举起来了，这个参军前的大别山长工，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
给领导提点儿意见，发句牢骚，说句怪话，丢个枪零件，都可能成为“反革命”。几个人在一起吃顿饭，就成了“吃喝委员会”，就是“反革命”。还有“排队肃反”。官兵排成队伍，佩戴绿色领章的特派员（除特派员外都是红色的）在队列间走动，察言观色，逐个端详。谁哆嗦一下，或是眼色被视可疑，十有八九那就是了。还有什么“改组派”、“第三党”、“AB团”，大都穷苦人出身，哪懂这些名词、花样呀？知识分子就更惨了，据说整个红4方面军戴眼镜的，就剩了个12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傅钟）。
1936年1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记录》（第二份）中说：
若无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的极坚决的展开了反民生团的斗争，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极阴险的“恶毒素”，经过民生团的反革命作用，终于把东满党和人民革命军侵蚀崩溃，像AB团一样，企图断送中国红四军团那样相同的危险性。
东北被捕杀的“民生团”为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在东满捕杀的，有人认为应不少于1500人。
1933年末统计，东北共有党员2500人。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官兵不到1000人。这不到1000人并非都是党员，被捕杀的“民生团”也不都是党员（军队、地方的党员、团员及群众各为多少人，无从查考）。但是，比之这两个数字，2000人左右是个什么数字，在东北抗战中是种什么样的力量，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就是再不识数的人也心中有数的。
1933年11月24日，《何成湘关于最近满洲工作的报告》中说：
干部的恐慌是满洲党组织上一个严重的现象，因为干部的极端缺乏，障碍了整个工作的发展，例如许多的义勇军需要我们派人而无人派去，许多地方党部（如吉东局这样重要的组织）仅仅是个人包办，现在从省委一直到地方党部的组织都不健全，主要原因也是由于干部的缺乏，由于满洲过去工作没有大的开展以及教育的缺乏，新的干部不能源源产生，现在比较负责的同志大多数是从外面去的，当地有经验的坚强干部确实非常之少，大胆的提拔干部虽然在积极进行，但是仍然无法解决目前的困难，不能应付目前的紧急需要。
一方面是干部极端缺乏，不断向中央要干部，同时努力培训干部，另一方面却是把干部打成“民生团”，像割韭菜般一批又一批地大量捕杀，只是人的脑袋可不像韭菜那样割了还能长出来。
在那儿偷着乐的，只能是谁？
想想自“九一八”事变后，敌人杀害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窝里乱杀了多少自己人。从各自在东北党和军队总量中的大概比例，就知道从“北方会议”到反“民生团”，东北党最大的敌人来自哪里。而朝鲜共产党人加入中共时，正赶上立三路线。失败的血，倾轧的泪，他们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惨烈得令人不忍睹视。
“二军作战英勇，在联军中要算‘首屈一指’。”这种评价，当然不是来自抗联2军。
如果没有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被捕杀，后来骁勇善战的2军，又该是何等成色？
须知，东北抗联的11个军，各军成立之初也就千把人左右，有的军最兴盛时也未超过千人。
反“民生团”斗争，几乎把东满党和游击队折腾得失去元气。只是由于东满党人多，基数大，所以还能撑得起个抗联2军。
第7章 最初的烈士
战死者
一个热血青年，一介书生，一颗中国心，一身英雄胆，闯到被日寇派来镇压群众的一连伪军的连部，慷慨陈词，讲到激昂处泪流满面，伪连长及其部下哑口无言。
提起磐石游击队队长孟杰民，笔者眼前就是这样一幅场景，挥之不去。
牺牲时只有二十一岁的孟杰民，和在他牺牲十天后战死的政委初向辰、继任队长王兆兰，都是磐石县人，磐石中学学生，王兆兰和初向辰比孟杰民大两岁。“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几乎参加了磐石地区的所有反日活动。而作为黑土地上最早的一批武装战士，孟杰民还参加组织营城子伪军哗变，获得18支步枪——这是磐石游击队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写于1940年12月20日、注明为“团部以上干部”（应为“团以上干部”——笔者）的《抗联第二路军（应为“第一路军”——笔者）第二支队历年牺牲干部统计表》中，第一个就是“孟总队长”，即孟杰民，“略历”一栏里写着下面的文字：
盘（磐——笔者）石中学毕业，于一九三〇年参加党作城市工作，于一九三二年参加游击队最善言善战。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无名烈士，数量及比例可能会高于其他国家。而由于后面将会一一说明的种种原因，即便是后来八年抗战中的无名烈士，东北也肯定会远远高于关内的同期比例，更不用说这个时候了。我们今天能够知道“孟杰民”、“初向辰”、“王兆兰”这样一些先烈的姓名，是因为他们杰出的历史地位和贡献。除此而外，这些无愧于黑土地的先人留给我们的，甚至赶不上今天的一些简历表中的内容。
我知道他们的坚定、刚毅、果敢，却不知道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和前面写到的王永江等人，本来可以当师长、军长，却过早地牺牲了。在东北共产党人十四年抗战中，他们是最初的烈士，就像刚跃出堑壕就中弹倒地的战士。
那时，正是滴水成冰的腊月，正值青春年华的健壮的身躯，扑拥着生养他们的黑土地，红的雪，热的雪，铺映着冰天雪地的抗战之路。
前面说过苏区保卫战，现在让我们尽量地走近一次。
渔郎村是和龙县委机关所在地，有几十户人家，由县委直接领导的一个游击中队驻守在这里。队长金世，身材高大枪法好，政委人称“金嫂”——不知道一个大男人怎么得了这么个外号，也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
1933年2月12日清晨，枪声划破山野的寂静，在冬日干冷干冷的小北风中显得格外响亮。这是哨兵鸣枪示警，敌人来了。
敌人是从南边扑上来的，300多人的样子，其中黄糊糊的鬼子有百来名。轻重机枪刮风样啸叫，炮弹在村子里咣咣爆炸，掀起几米高的泥雪柱子。朝鲜（族）人家都是稻草房，一打就着，有几家已卷起腾腾烈焰。
县委书记崔相东组织县委机关和群众向山里转移，队长金世和政委“金嫂”指挥游击队阻击敌人，掩护县委机关和群众转移。每次都是这样，立即行动，不用多说一句。
金世带领两个队员，奔向西山沟去抢占制高点。“金嫂”和几个队员占据村南一座大院，利用院墙作掩护，向敌人射击。敌人成散兵线攻击，黄糊糊的鬼子，蓝灰色的伪军，在白皑皑的雪地上特别显眼。那雪地尺把深的积雪，深处没膝，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