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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来了，还上天了。飞机轰轰响，2000来米高吧，教官一挥手下去一个，像下饺子、扔土豆似的。刚下去头朝下，伞一开就正过来了。手抓伞绳，风在耳边呼呼响，山河大地越来越近。脚一着地，身上那汗像雨点子似的哗地摔到地上，紧张呀，高兴呀。有的风大，被伞拖着跑出好远才能站住。有时被伞盖住，拱半天才能拱出来。安全着地，就算合格了。
境内境外
1938年底，3路军1支队松门山战斗失利后，张光迪、陈雷率队“过苏联”，被安顿在海兰泡城外一座兵营。半个月后，一个会说汉话的苏联军官来找陈雷，说让他去学习一段时间。部队怎么办呀？那军官说由支队长带着，已经安排好了。
这是陈雷第一次“过苏联”，对苏联充满了神秘、神圣感。
一个穿便装的苏联人，陪陈雷坐火车到伯力。一个穿便装的小老头，后来得知是苏军少校，把陈雷接到黑龙江边一条小街的一栋二层楼。进一楼左拐3室1厨的男主人舒里科，是个铁路上尉（当时苏联铁路职工佩戴军衔），女主人叫娜嘉。临街的一面是个套间，外间为客厅，里间是卧室。陈雷就住在这里。小老头少校天天来看他，安排他的生活，娜嘉给他做饭，对他都很诚恳、热情。
后来，抗联管这种住进抗联人员的苏联人家，叫“工作房子”。赵尚志1941年秋回国前，就在伯力住这种“工作房子”。
想想“过苏联”前的情景，眼下简直就是天堂了。可部队呢？他的学习又是怎么安排的呀？还在佳木斯做地下工作时，他就知道满洲省委和抗联不时派人到苏联学习。那个小老头少校每次推门进来，他就等着他告诉他去什么学校学习，每次都是失望。窗外街上车来人往，室内书架上好多书，大都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而且都是中文版，就翻看起来。这一翻不要紧，就像老牛进了白菜地般如饥似渴读起没完了。
1997年笔者采访时，已经八十高寿的陈雷老人说：“我这辈子的这点马列主义水平，还真得益于在‘工作房子’的那几个月的学习。”
很快已是6月。这天来了两个人，问询生活、身体情况后，其中一个拿起书架上的一本《革命秘密工作者的经验》，说这本书你看了吗？陈雷说看了。那人说我们派你回去做秘密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陈雷心里寻思，还没安排我去学校学习呀。就说：我原来就是做地下工作的，是从大逮捕中逃出来的，上了敌人的黑名单，回去很容易暴露。
那人说：我们送你去个非常保险的地方，行不行？
陈雷说：我身上好几处伤疤，不适合做秘密工作，我要回部队。
几天后，一个苏军少校带陈雷上火车，行至与中国境内佛山隔江相对的一个小站，换乘汽车进到山里一个营地，一看全是抗联的人——是赵尚志准备带回东北的队伍。
版图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一直把欧洲视为重点，情报工作也是一样。20世纪30年代初，受制于种种国际条件，非常活跃的西线情报活动被迫偃旗息鼓，在远东地区则异军突起，这自然就少不了中国人参与其间，先期主要利用生活在中苏边境地区的中国人。
上一章说过，苏联审查、核实过界人员的过程，也是选人的过程。认为你合适，本人也同意，经过一段学习、训练，就派回东北做情报工作。
苏军在远东有两个情报系统，远东军系统和远东边防军系统，各有各的活动范围和任务，共同点是大量调用抗联过境人员。有的派回东北做秘密工作，有的搞武装侦察——像让陈雷做的应该是前者，而大量的是后者。
苏联在极力避免两面作战的同时，知道日苏迟早必有一战，就需要获取关东军的情报。由于种族的关系，派苏联人到中国搞情报多有不便，不断过界的抗联人员就成了最佳人选，特别是武装侦察。
其实，奉命去苏联学习、开会的人员，在过界被审查时已经为苏军提供了许多情报，尽管本人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至于派遣武装侦察，应在1938年初3军、6军500骑兵过界被遣送新疆之后。像3军4师32团团长李铭顺，1939年1月后长期率小部队回国侦察，屡屡出色完成任务。而派秘密工作人员则早已有之，像方未艾1935年夏在海参崴列宁学院毕业，秋天即被派回东北。
抗联以搜集日军情报为主，既坚持了抗战，又保存了实力，还为日后苏联出兵东北提供了战略情报，应该说是双赢的。问题在于苏军的一些行为、方式、态度，让人难以接受。
彭施鲁老人说，教导旅成立前，苏联军官往往半夜三更把人叫走，派去执行侦察任务。第二天连长、指导员发现人没了，也不知道哪去了，赶紧报告。野营实行双重领导，苏联人是主任，他就认为可以指示一切。报告到周保中、李兆麟那儿，有的他们也不知道。季青指示南野营，不经抗联领导批准，谁也不能调人。双城子驻军再调人被拒绝，苏联军官很恼火，说季青情绪不对，有沙文主义色彩。后来跟王新林商定，调人必须由周保中书面通知野营党委，这个问题才算解决。
还有，老人说，除了从野营调人外，苏军还直接控制着一些人。野营成立前后陆续过界的一些人，特别是零散人员，有的送去集体农庄劳动，有的经过训练，派回国内搞侦察，咱们不知道。那时一支部队没了音信，就想是不是打散了，人都牺牲了、失踪了，后来也想是不是“过苏联”了？杨靖宇牺牲后，敌人大肆宣传，周保中半年左右才知道，我们下边的知道得就更晚了。抗联消息太闭塞，苏军也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人，这些人也不知道成立野营了，后来回国侦察碰一块了才知道。周保中向王新林要人，开头好像要回来一些，很少。后来掌握的名单越来越多，再要，远东军就不置可否了。
王云庆老人说，我1939年冬“过苏联”，说我是小孩，送去伯力孤儿院，半年后到农场劳动，学开拖拉机。我记性好，学得快，那个乌克兰师傅可喜欢我了。每天墙上贴个表，昨天你干多少活，一个定额11个卢布，给你10。6卢布，那0。4用于社会福利。开头看不懂，去商店买东西也说不明白，苏联人帮你。苏联人挺文明，可解放东北的一些苏联红军，就没法提了。那个农场有20多个中国人，都是富人，因为男的女的都是光棍儿，自己挣钱自己花。苏德战争爆发后，动员我们加入苏联籍。我们大伙商量，说不行，那就回不了家了。
野营派回国内的第一支小部队，是金日成率领的，主要是寻找魏拯民。杨靖宇、魏拯民牺牲后，1路军就是金日成负责了。
之后，小部队就陆陆续续进出国境内外，1942年仅南野营就派出11支。每支5至10人，进出一次为3个月左右，也有半年以上的，主要是完成苏军交给的侦察任务。战斗、牺牲是免不了的，还经常主动袭击、骚扰敌人。本书前面写过的战斗，有的就是这期间发生的。红地盘东宁县二道沟，张传福和他的乡亲们舍生忘死支援的抗联，后期都是回国的小部队。据1943年1月不完全统计，南野营牺牲近30人，被俘5人。
1942年12月，陈雷带6个人回国侦察。全套日军装束，携带步枪、手枪、手榴弹和电台。每支小部队都携带电台，有1名电报员，译电密码由队长亲自掌握。吃的是和了糖的炒面，每人两盒肉罐头，一袋熟土豆干。每人还带几盒固体油脂燃料，还有日本的猪腰子饭盒，以及茶缸、勺子什么的。
陈雷老人说，这次任务很简单，去侦察北黑铁路每天的运行情况。一个苏军上尉把我们送到黑龙江边，对面是奇克县东逊河口。一夜急行军，迅速脱离国境地带，然后在山里走了10来天，到达辰清。辰清是北黑线上的一个车站，北面是孙吴，南面是北安。这一带森林茂密，我们在山上选了个既隐蔽，又便于观察的地方，我用望远镜观察，派两个战士抵近观察。一天24小时，往来车辆的时间、车种和运送敌人、物资情况，一一记录下来，隔几天用电台向指挥部报告一次。当然还得注意周围敌情，随时准备战斗。
东满、吉东、北满的铁路、公路，除运输情况外，公路、桥梁的质量、宽窄度，都要搞清楚。在建的铁路、公路，起止点，沿途经过什么地方，已经完工、正在修筑和计划实施的，何时通车，道路幅宽，路基状况，路石种类，多少工人做工，谁家公司承包，要求详细、具体，重要地段、桥梁、隧道还要拍照。敌人驻军、军事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