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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享着啊。
前面说过，冯仲云是被活活打死的。
连冯仲云这样的好人也不放过，那个年代怎么啦？！
曾经审讯过于天放的日本战犯中西正植，在供词中说：“我尊敬为正义而舍生的于天放将军。”
提起“追星”，今人就会想到追歌星、影星。而在抗战胜利后的东北，于天放、冯仲云和他们的战友，所到之处那些着了魔似的涌向他们的人们，追逐的则是我们的民族之星、抗战英雄，是金子般的民族英雄。英雄是一个民族的光荣、骄傲和巨大的精神财富。而当英雄被视如粪土时，就知道在那个肯定是疯了的年代，我们失落的还有远比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更可怕的东西。
作事认着叫他左了，不能叫他右了。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这样的话都不会陌生。而这句话是1936年7月6日前，5军一位师长就经常挂在嘴边的。联想到东北反“民生团”杀了多少人，以及关内的打“AB团”、“肃托”等等，对于“文化大革命”是从哪儿来的、怎么来的，是不是多少就有点儿眉目了？
“幸存者寥若晨星”——从当年的文件到后来的抗联著述，都难得少了这句话。
十年浩劫后，就更寥寥了。
抗联退到苏联后，陈雷几次回国执行任务。每次归来，在迎接的战友中一眼见到李敏，恋爱中的一对青年，心头就一阵疾跳：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20号”陈雷，是1966年8月26日被抓走的，先“牛棚”，后拘留所。不久，李敏就成了“21号”。偶尔得知彼此都在那儿，夫妻俩心头一阵狂跳：还活着，我们还活着！
同样8平方米的女监号，睁眼都是“犯人”，闭眼全是抗联。当年6军最小的女兵，就闭着眼睛在脑子里“过电影”，一个个历历在目，音犹在耳，可像她这样的幸存者还剩几个？《义勇军进行曲》、《国际歌》、《露营之歌》、《列宁诞生歌》等旋律，就在耳畔响起。编一本《东北抗日联军歌曲选》的念头，就是这时萌生的。反正待着也没事干。专案组的人见她写的不是“交代材料”，都给没收了，她就在心里唱、记。
老人说，刚关进来时真受不了，心头特别堵得慌。说抗联是“胡子”、“特务”、“叛徒”，我就跟他们辩论。我对专案组的人讲：抗联14年抗战中犯过错误，我们这些人在后来的工作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你要说抗战打鬼子也错了，那天底下就没有对的事情了。
从黑龙江、北京到广东，从省军级到农民，天南地北，笔者采访到的老人像“串供”了似的，几乎都说了这样的话。
老人们都说，那时候能挺过来，就是坚信抗战打鬼子到什么时候也不会错，迟早有拨乱反正的那一天。
那么于天放呢？这位“遇事沉静”，越狱从计划到实施都周密得滴水不漏的人，九死一生逃出鬼子的秘密监狱，这回为什么要选择自杀（用那时的话讲，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呢？
十六“过苏联”
第53章 “阶级祖国”
“武装保卫苏联”
苏联我们好朋友，
无产专政，工农当主人，
帮助全世界弱小民族革命，
各帝国主义，领导狗国民党，
还有“满洲国”一齐来进攻；
工农青年起来反对进攻苏联。
五年计划，
大大的成功，
六小时一日工，五天算一礼拜，
吃穿不犯愁，到处有俱乐部，
医院和学校，不要你花钱，
工农青年武装起来保护我们的祖国。
帝国主义者，
虽然发疯狂，
有我们全世界工农群众保护，
外有红军，英勇呱呱叫，
最后胜利，全世界大同，
工农青年武装起来拥护我们的苏联。
有老人说，那时像这首《拥护苏联歌》的歌挺多，唱着这样的歌，觉得苏联就像天堂似的。那时搞政治教育，有人张口闭口都是苏联，从游击队时期就有“苏联之友”，专门宣传、介绍苏联。1军独立师是1933年“九一八”两周年成立的，应该说这时就有了1军，可正式成立却是1934年的11月7日，因为这一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胜利17周年。那时特别重视、在意苏联，苏联是“阶级祖国”呀！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共产党还没有武装，满洲省委即提出“武装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北方会议后，更是将其视为东北党和武装的首要的第一等的任务。
1932年7月24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武装保卫苏联、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决议》中说：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绝对不是宣传的口号，而是如何切实执行的中心任务，是满洲党工作日程的第一页，是一切实际工作行动中心。
而四天前，满洲省委代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
另一种错误的观念，根本不了解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危险，而希望苏联的红军打来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这在支部同志有这种观念）！
1936年（无月日），《关于珠、汤中心县委及三、六军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之说明》中，有这样一个自然段：
在老赵的报告中，还有主张苏联出兵及与苏联关系问题，我感觉太不相（像）话，所以，我在草案上没写上去，可以口头报告。
赵尚志、张寿海А⒑钇舾盏热巳衔咂呤卤洳皇谴笫卤洌账沾笳交蚴澜绱笳讲攀谴笫卤洹Ｓ腥巳衔罢馐鞘愕挠仪慊嶂饕宓墓鄣悖Ω貌坏骱偷乃嗲宄龅场保荒甓嗪蠡贡慌牢霸诒甭衬谏⒉甲哦运樟推秸哂泻Φ乃枷牍鄣恪薄�
1938年7月，林彪在延安抗大演讲《论华北正规战的基本教训与游击战争的发展条件》中说：
华北在形势上是处在日寇对苏作战的侧后的重要战略地位，我们坚持华北的游击战争，这对于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时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关于苏联对于中国革命、抗战的作用、意义，关内关外的共产党人的认识，在宏观上应该说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地理的原因，加上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东北党和抗联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差异就出来了。在延安可以随意谈论“以后日苏战争爆发”，没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东北就成了问题，“应该不调和的肃清出党”。
其实，这样说的也不一定不那样想——世上有些话，原本是只能烂在肚子里的。
七七事变爆发，固然使已经抗战六年的东北共产党人愤怒，同时也感到自己不再是孤军奋战了，战斗热情益发高涨。“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爆发后，抗联官兵心头振奋不已，小日本子作死，这下子算是活到头了。又着急，苏联红军怎么还没打过来呀？
就像流亡东北的朝鲜爱国者，从“九一八”事变中也能看到希望一样，如果日本再进攻苏联，日苏战争爆发，那就更加国多力量大，大家一齐动手把日本鬼子灭了，这不是一种挺正常的心理吗？
可在有的人的意识里，全世界无产阶级首要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苏联”，使苏联不受到伤害，怎么能希望日苏开战，把祸水引向“阶级祖国”呀？
方未艾老人说，1934年他在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时，认识个姓王的南方人，“中东路事件”期间，曾为苏联红军搞过东北军的情报。这个人说，作为党员，他必须执行党的指示；可作为中国人，他心里实在不好受，甚至想自杀。
1934年初，由7军前身饶河工农义勇队改编的东北国民救国军1旅特务营，在攻打虎林县虎头镇时，营长金文亨和2连长朴英根负重伤。立即套上马爬犁，越过冰雪覆盖的乌苏里江，将两人送到对岸的伊曼城，请苏联医生救治。
那时管越境去苏联叫“过苏联”，这是边境居民“背背”背出来的语言。义勇军抗战失败后，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人都“过苏联”了，然后转道从新疆回国。对于这个除了自己的祖国外，应该是最熟悉的国度，他们在感情上可能格格不入，但他们知道苏联是日本的敌人。而从游击队到抗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过苏联”，则是奔“阶级祖国”去的。
不知道出现在中国战场上的苏式飞机、大炮，是不是要钱的，而且还掌握在国民党军队手里，那也是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对于八路军、新四军，特别是近水楼台应该先得月的东北抗联，苏联是否援助了什么武器装备？笔者看到的资料从无提及，采访到的老人都说没有。而从游击队始，凡是“过苏联”的武装人员，越境后一律缴械，能回来的一般会发还武器。“诺门罕事件”后，还会配发几枚日式手榴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