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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张甲洲一开始就走的地主路线，要对他发动斗争。以赵尚志为首的党员，则是放弃了党所赋予的任务，忠实地执行了土匪式的地主富农路线。
当时，要让这些在第一线滚打的人搞清这样的“路线”问题，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在实践中本能地意识到，反日不能这么个反法，这样反下去就把自己反得没路走了。可要他们不执行、反对省委的指示，也是不可能的。这道理也像前者一样，是太普通、太简单了。
前面写过的汤原游击队，后面将会陆续写到的各支队伍，其诞生和成长历程，无不得益于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指导、支持，同样也无不受到“北方会议”的干扰、破坏，乃至摧残。由于各地斗争环境的差异，“北方会议”精神传达的早晚，受其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而巴彦游击队距省委最近，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
张甲洲从北平回东北时没带组织关系，“北方会议”后又被视为执行地主路线，这时省委已不再认为他是党员了。这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巴彦游击队（现在是红36军独立师）的创建人，虽未公开反对省委指示，但那矛盾、隔阂已是难以消除了。
赵尚志伤愈归队后，见队伍成了这个样儿，在官兵心目中一向都是有一套的“小李先生”，也无能为力。他曾公开表示，省委指示是错误的，省委不了解这里的斗争情况。对于有人主张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他也没有执行。这就招致了11月20日满洲省委《关于撤销小赵同志工作的决议》，认为赵尚志搞了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富农路线与军事投机军官路线”，持有“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的观点，决定“撤销赵尚志同志过去省委所付托的省委代表任务”，应分配到下层群众中去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一个多月后，赵尚志在泰来县看到这个决议。独立师12月上旬自安达站西进，准备与马占山旧部邓ＷＷＷ．ＫＡＮＳＨＵＢＡ．ＯＲＧ、李海青的义勇军合作抗日，到达泰来得知邓、李所部已去热河。遂决定向汤原地区进军，到那里开辟地盘，进行武装斗争。
这是一次艰难、漫长、危机四伏的进军。数九隆冬，大雪纷飞，沿途地主武装不断骚扰。尽管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也不能不执行省委决定。打土豪，没法分田地，就分粮食，分车马，分浮财，一些穷人不敢要，就硬给人家送去。
就这么一路折腾着，经林甸、明水、依安、拜泉、通北、海伦、绥棱、庆城，进入铁力县境时，有队员误缴鄂伦春人的两支枪。后面将会写到，日寇挑拨民族关系，收买少数鄂伦春人袭击抗联，北满抗联没少吃亏。可眼下日寇还没来得及做这等工作，而游击队一路不断遭遇敌情，到处都是对头，有些神经过敏，见到扛枪的人就想先下手为强，应属一种擦枪走火的意外。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枪是他们的饭碗和命根子，这下子火了，两百多人围打游击队。官兵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鄂伦春人几乎个个都是神枪手，队伍伤亡惨重。
一个东兴城战斗，一个遭鄂伦春人攻袭，是巴彦游击队成立后两次最大的失利。而比什么样的失利都更难承受的，是“北方会议”后的孤家寡人抗战路线。之前可以白手起家，每次受挫都能迅速恢复生机。照眼下这条道走下去，上上下下都明白，没多少指望了。
这时已是1933年1月上旬，春节将至，离汤原也不远了，大都是巴彦县人的官兵，纷纷要求回家，不得已只好西返巴彦。待到巴彦县骆驼砬子山时，已经溃不成军，带不下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哈东最早兴起的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这样消逝了。
未打死一个鬼子，先丢了党籍
赵尚志和张甲洲、吴福海等人来到哈尔滨，找到满洲省委。
省委召开几次会议，研究巴彦游击队失败的原因，认为赵尚志右倾，执行了地主富农路线，不讲少数民族政策，是游击队溃败的主要责任者。
省委决定，开除赵尚志的党籍，给予吴福海留党察看处分。张甲洲已不被视为党员，也就谈不上处分了。
省委责令赵尚志检查错误，他不但拒绝了，还找省委领导申辩、理论，有时言辞很是激烈。有人给省委写信，说他“对党的领导机关敌视谩骂以至脱离党的态度”。
1935年1月12日，在《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恢复赵××（赵尚志——笔者）同志党籍的决议》中，说“赵××同志在领导张甲洲队伍中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当时省委执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1·26”指示信（1933年1月26日王明代中央起草的写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提出联合各种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编者注）已经发表近两年了，省委已认识到自己“左”了，可赵尚志那顶“右”的帽子，是那么回事儿吗？
无论怎么回事儿，在赵尚志的眼里，真理都是简单的。以“反日”为口号，到处是朋友，队伍受挫很快就能重整旗鼓。而在省委领导人的眼里，真理同样是简单的，那就是中央决议是不容置疑的。
从赵尚志二十四岁的照片上看，那张娃娃脸上眉毛挺重，眼睛不大不小。当年曾和他并肩战斗的抗联老人，都说他的眼睛特别亮，有人还说这辈子就没见过那么亮的眼睛，特别是生气、发怒时，剑刃般灼灼逼人。还有，赵尚志的嗓音特别洪亮，而且能言善辩，理论一套一套的。而包括笔者采访时还在愤怒地指责他的人，都说这人性子太直，脾气暴躁。
好不容易搞起来的队伍垮了，党籍也不明不白地没了。就不难想象这个爱咬死理的脾气暴躁的直性子，当他的申述被置之不理时，因负伤而只剩下的一只右眼，那目光会怎样的灼灼逼人，那张不饶人的嘴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这就是赵尚志，一个特别容易受到伤害的、几乎注定就是悲剧性的人物。
1908年10月26日，赵尚志出生于热河省朝阳市（今属辽宁省）三区王伦沟乡喇嘛沟村。近一个世纪后笔者到朝阳采访，我们的民族英雄的故乡，早已改称尚志乡尚志村了。
赵家为书香门第，赵尚志的祖父、父亲都是读书人，家境比较优裕（赵尚志最后一次被开除党籍后，就有人追究他的“阶级根源”）。父亲赵振铎曾任县自治会副会长、县议会副会长，为人正直、侠义，思想开明、进步，有反抗精神，是当地受人尊敬、颇有影响的人物。《朝阳县志》载称：“晚清附生（科举制度中生员名目之一，即秀才——笔者），民国五年（1916年）四月创办清乡会，发展会员千余人。以抗苛捐杂税、打击贪官污吏、缉捕匪盗、储粮备荒为宗旨，与朝阳县长孙廷弼发生数次武装冲突，打死警察12人，缴获其枪支马匹。同年六月，孙廷弼调兵血洗清乡会。失败后，携家经北京辗转至哈尔滨定居。”
1934年，赵尚志已是威震哈东的“赵司令”。日本宪兵侦知赵家在道外区16道街附近的集良街，将父亲抓去，让他劝儿子别再反满抗日。赵老先生受尽折磨，坚不吐口。母亲张效乾四处求人借钱营救，有人怕受牵连，闭门不见。张效乾昂然道：你不用怕，俺不会再来了，但俺要告诉你，俺儿没做坏事，他是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后来是把五间青砖房卖了，才把人赎出来。一家人逃去北平，七七事变后又迁居上海、香港、贵阳、重庆、西安等地。
赵尚志兄弟姐妹十一人，他排行老六，二哥三姐一弟四妹。小弟赵尚武，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音乐队副队长，1943年反“扫荡”中在河北阜平牺牲。二哥赵尚朴，1932年入党，1938年去延安，离休前是哈尔滨市人大副主任。大妹赵尚英，30年代参加左联，抗战后参加抗日救亡宣传队，1948年到东北解放区从事文艺工作。三妹赵尚芸，1932年被组织派往上海团中央受训，之后一直从事革命活动。
赵尚志从小胆大。乡间狗多，小伙伴去谁家，都是他在头里。再凶的狗，见他不叫不咬，老老实实的，连大人都觉得奇怪。
据说，赵尚志在街上玩，碰见三个孩子在那儿谈理想。一个说，俺家都是庄稼人，将来粮满仓，畜满圈，吃不愁，穿不愁，胜过有钱住高楼。一个说，俺长大了要当保长，吃香的，喝辣的，多美呀。第三个孩子鄙夷地瞅着他们，说老子长大了当县长，都管着你们。赵尚志上去薅住“县长”领子：俺就当个打县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