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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渐多，并带来比较发达的农业、商业，富有阶级就受到抢劫。历史上，汉人称北方少数民族为“胡人”，这些抢劫者就成了“胡子”。还有一种说法，一是顾名思义胡来，胡作非为，二是用“胡子”形容其多。一位在海内外颇有影响的民俗学者，干脆用了这样四个字：“遍地都是”。
“九一八”事变后就“遍地都是”，用老百姓的话讲叫“遍地起胡子”。
有资料称，事变前辽宁全境胡子为1800余人，事变后一些地区一个县就不止这个数。像兴京县，多则几百人，少则十几个，光有字号的胡子队就30多个。
把义勇军一竿子打入胡子之列，显然是错误的，而且属原则性错误。“九一八”事变前，称“山林队”也好，叫“胡子”也罢，就是胡子。当然也有区别，有的只绑大户，有的连穷人也一样祸害。事变后就不同了，各种抗日武装统称义勇军，包括胡子。有的真抗日，有的一边抗日，一边发财，有的是打着抗日的旗号打家劫舍。“海伦经过长时间的义勇军蹂躏”，“他们对于反日军之土匪行为，将有深深的增（憎）恶”。这类文字在当时各地党组织给省委的报告中，不时可见。1933年5月，汤原中心县委在给省委的一份半年来的工作报告中说：“有一次，离鹤岗郊外三里地，一个人空手就缴了四个日军的械和打死了三个日军”。这虽然是个极端的例子，却也让人想见城外是谁的天下。
关东这片黑土地，虽然胡子不断，到了还是难免两条道，或者被剿杀，或者被招安、收编，吃官饭。这招安、收编，一怕缴械，二怕编散。缴械，没了枪杆子，就像老虎没了牙，编散了，弟兄们抱不成团了，那早晚还是一码事。当年王德林啸聚山林，地方官员谁也不敢打他，张作相就是以原班人马一个不动、一枪不缴为条件，将其收编为13旅63团3营的。如今小鬼子也来这一套，嘴上说得好，谁知安的什么心？
汤原地区几十支义勇军、山林队中，较大的是“屠旅”和5团，原来都是马占山的东北军，有的投降了，有的成了山林队，有的拿不定主意。当胡子不容易，投降不甘心，还怕被缴械。有的就跟日本人谈条件，谈成没谈成，投降不投降，暂时原地驻防维持治安，彼此都没底，麻秆打狼——两头害怕。5团投降时，日军到驻地举行仪式，点名，一个营长突然拔枪射击，一些弟兄也纷纷出手，打死4个日本军官，其中少佐、大尉各一，另有10余士兵。鬼子也有防备，机关枪扫起来，打死30多人。5团降的降，散的散，有个连长带几十人上山，报号“忠厚”成了山林队。
胡子都有字号，字号五花八门，都有讲究，大体可分五类。一是炫耀武功、实力，如“双枪”、“打得好”、“打一面”；“三省”、“九江”是地盘大、有势力，其实有的绺子就十几个人，屁股大块地方。二是图个吉利，希望大富大贵，如“常占”、“九盛”、“宝全”，等等。胡子干的是刀尖上的营生，自然希望性命、财富长长久久。三是表示一种人生志趣，“天良”、“君子人”听着和善，“野狼”、“黑风”就凶残，令人恐惧，这也正是要达到的效果。而“九一八”事变后的“反日”、“打日本”、“压东洋”，其政治取向不言自明。四是首领名字，如后面将写到的“朝阳”，其首领就叫孙朝阳。这种情形较少，因为字号兼有保密功能，自报家门，官府找上门去，灭你全家。像“满洲国”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一书中，谈到同年2月12日在抚松县二道流河召开的一次联军会议，1军军长杨靖宇等人的姓名赫然在列，与会的山林队则只有字号，首领“姓名不详”。五是在字面上看不出什么，如“老疙瘩”、“一枝花”（并非女性）、“青山”等，一般都有出处，大都因其首领之好恶而得。许多字号带有迷信色彩，这一类就更浓。“九一八”事变后还有一种特例，就是“屠旅”、“王参谋长”、“赵团”、“王营”、“刘连”什么的，基本为原东北军的队伍，旅长姓屠就叫个“屠旅”，以此类推。他们瞧不起胡子，就这么番号不番号、字号不字号地叫着，以示与胡子不同，其行径也与胡子差不多。难说有胡子就有了字号，也应该和胡子的历史差不多，有的还成了地名，如黑龙江省庆安县天明阳镇（当年属吉林省）。“天明阳”首领姓张，不骚扰百姓，又坚决反日，后来被俘，押送哈尔滨731部队，下落不明。
“胡子进屯了！”“胡子‘打街’（“街”即镇子，又称街基，打街即攻打镇子，“街”音ɡāi）了！”在儿时听老年人讲的关于胡子的故事中，是不时会听到这样的惊叫声的。来的倘是小帮胡子，在梆子、锣鼓或铜盆什么的敲打声中，青壮年就会操起棍棒和杀猪刀什么的，前去应战。倘是大帮胡子，打不了，那就只有任其抢掠。当然，来得及逃跑时，那就逃跑了。东北人管躲避战乱叫“跑屁头”，躲避胡子叫“跑胡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为躲避沙俄侵略者，还“跑毛子”。
可现在，人们不喊了，也不跑了。遍地起胡子，往哪儿跑哇？
1932年（无月日），《中共满洲省委××同志关于华子沟一带一般状况与组织情况的报告》中说：“土匪现在已不像以前了，都是成为正大光明的范围了，成为乡村的直接统治者。”
东北是移民之乡，也是打工之地。那些有几百几千，乃至几万垧土地的大粮户，从春种到秋收，一家就得几十几百上千的农工。还有林业、矿业，也需要大量的季节、非季节性的工人。主要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被称做“跑腿子”的青壮年，春来秋去，就像如今春节前后的民工潮。在通常只有南北一条街的各地县城，都有叫做“工夫市”的劳动力市场，如果有人喊上一嗓子，说明每天的工钱和吃食，就会有一大群“跑腿子”拥上去。那时，无论“跑腿子”，还是已在当地安家落户的，谁当了胡子，即便偶尔为之，“老×家出胡子”，一个家族几代人，都可能被人戳脊梁骨。但是，现在不行了，顾不得这个了，得活命呀！
自日本势力进入东北后，为了攫取这片丰腴的黑土地，鬼子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其中之一，就是卖军火给胡子。哈尔滨大白楼的三菱（或住友）洋行，吉林公主岭的日本租借地，以及其他地区的一些洋行、租借地，都干这种勾当。贩卖军火，牟取暴利，更重要的是怂恿胡子为非作歹，扰乱社会，以便乱中下手，火中取栗。而今，终于天下大乱，遍地起胡子，闹的乱的是日寇一手扶植起来的“满洲国”。
胡子祸害百姓，不容忽视。可他们存在的本身，对“满洲国”就是一种威胁。即便是那种专事抢劫的胡子，走投无路时，也是要跟小鬼子拼命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非常时期，或者说是从义勇军到山林队的过渡阶段。溃散的义勇军，除了过界的、回家的、投降的，大都还未进入山林。这是一个对民间、社会的冲击、损害非常大的时期。这一切的根源就是“九一八”事变，是先闯进朝鲜、中国，后来又跑去东南亚杀人放火的侵略者的罪孽，他们才是真正的强盗、胡子。而黑土地上这些打家劫舍的胡子，在把枪口对准侵略者的同时，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胡子了。而我对于那种一边抗日一边扰民的战死疆场的先人，也是怀着敬意视为英雄的，更不用说那些只抗日不扰民的了。
当时，在东北的一些共产党人眼里，特别是中上层，对于这类武装是不无厌恶的。具体到需要贯彻落实政策的人那里，则大都采取了一种比较实际的态度。
打着反日旗号的各色武装，或者地主武装，或者与地主有关系。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口号太红，力量又小，四面受敌，就使个障眼法，报个字号。像汤原游击队的“仁合”，仁义和谐，和谁都合得来，便于和胡子打交道，权宜之计，有利生存。
各地党领导的游击队，无论报没报个字号，其经历和生存状态都差不多。
而这次，汤原游击队恰恰就毁在胡子手里。
队伍经鹤岗东北的船房子、烟囱山，向汤原北部山里进发。
叫“汤原反日游击教导队”，是王永江的主意。庄稼人扛上枪就是军人了？得教育、引导、训练，而且得抓紧时间进行军政训练。队伍拉起来就不是儿戏，随时可能打仗。王永江把部队拉到个僻静的地方，安心训练两个月，然后就真刀真枪跟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