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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他们耕种的大多是水稻。而像星原稔的叔叔那样的，凭学有专长、亲朋推荐、自身奋斗，在满炭或满铁这样的大企业谋得一个职位，或者在个小镇开家诊所什么的。有军方背景的人，甚至打入胡子队中，乃至当上胡子头，在日俄战争中充当日军的别动队，“九一八”事变前则为“张氏政权”制造麻烦。可像星原稔这样的穷光蛋，没有任何技能、关系、背景，想落草为寇当个喽啰都摸不着门，弄不好只有成那大烟泡中的死倒了。无论日本在东北有多大的势力，那毕竟不是“满洲国”。
但是现在不同了。无论多么穷困潦倒，多么狗屁不是，只要是个日本人，踏上这片黑土地，就可以把肚子腆得老高，就是人上人。
1932年5月，《关东军司令部对驹井长官等满洲国官吏的希望事项》（草案）中说：“在发展经济方面，虽然提倡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但首要的是谋求日本和日本人的利益。”
“满洲国”的日本人，因工作地区的不同，地区补助津贴为50％到100％。加上供给住宅，物价便宜，生活水平比在日本提高两倍左右。战犯坂田义政等人写的《伪满警察罪恶史》中说：“1935年滨江省五常县日本人警士的月工资为90元，而中国人警士只有8至12元。”
“满洲国”的日本人，教育是义务制，就学情况比日本国内还好。开拓团只有两个学生，也要办所学校。伪满总务厅长星野直树说，“满洲国”的“所有日本人都要上大学”。
满铁编写的《满洲读本》，在谈到日本人的生活、教育、医疗等情况时，说“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地上天国”。
日本在苏联、在远东地区有那么多间谍，150万红军共分四路集结、开进，关东军竟然没有知觉。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本宣战的消息，是事后从满洲通讯社的无线电讯中得知的。关东军最后一任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将，一个其貌不扬的小老头，当天正在大连观看歌舞伎演出。就让人想起“九一八”事变时的张学良，及其手下那帮东北大员，就开始了关东军和日本人的总溃败、大逃难。
“新京”火车站已不是“人满为患”所能形容的了，全是“地上天国”的人。客车、闷罐车、敞篷车，不管什么车，只要能挤上去，就是天照大神的“神佑”了。一列列火车开走了，更多的人还在涌来，把道路都堵塞了。苏联飞机不时来轰炸，广播电台成天播军乐，那感觉就是哀乐。8月13日后连降大雨，男女老少落汤鸡般蹲在雨里水里，大人把孩子搂在怀里，不敢动窝儿，唯恐轮到自己时上不去车，被扔在这昨天的天国，今天的地狱里。
最惨的是远离城市和铁路线的人们，主要是开拓团的移民，特别是靠近边境地区的。
东宁县三岔口镇泡子沿村，有个开拓团。村里老人说，他们是“康德三年”（1936年）来的，有男有女有孩子，一家一家的，“背包摞行的”（意为背扛许多东西），还有锄头、镢头、三尺钩子什么的。看那样子，在日本过的那日子，也不比俺们强哪儿去。可人家那日子很快就好起来了，“满洲国”向着人家，好事都是人家的。后来看见他们还有枪，除了种地还训练，这叫什么庄稼人呀？苏联人打过来那天晚上，那炮响的呀，老百姓都猫在家里，也不知道谁先动的手，谁打到谁那边去了。第二天下半晌，有人说开拓团那边不对劲，去看，屋子里碗朝天、瓢朝地的，猪都上炕了。炮一响，那人就跑了。
东宁有铁路，军用铁路，动作快的乘车走了一批，铁路被炸断后就用“11”号（指双腿步行——编者注）。从东宁向北奔牡丹江、哈尔滨，再向南经沈阳、安东到朝鲜，乘船回日本。他们来时就是这样一条路线。苏军占领朝鲜，被憋堵住了，大都迟滞在东北的大中城市，惶惶如丧家之犬。
有老人说，咱是守家坐地当的亡国奴，他们是大老远跑到咱这地场当了亡国奴，那是什么滋味呀？无论什么滋味，无论知不知道回国去也是亡国奴，那工夫算是彻底明白了，只有在自己的国家里的那个家，才是最安全牢靠的。
开拓团空了，各地通常都有的日本人住宅区也空了。拖儿抱女的，推车挑担的，就像上下班高峰期的人流，却不是。因为他们要躲避钢铁翅膀的飞机，还要与地面急速推进的摩托化军队赛跑。远远地看到后面尘土飞扬，一支支主要由女人、孩子构成的逃难队伍，就赶紧隐蔽在附近山林，或青纱帐里，看着那汽车、坦克远去了，再继续上路。如是反复。有的遇上溃败的日军，有人觉得好像有了依靠，往往招来更大的灾难，甚至屠杀。遇到村屯，开头多是绕开，后来就去讨宿，要些吃的。有的被接纳，有的被拒绝，有时还会受到攻击。不断有人失散，大队变成小队，再聚合，再失散。有人“麻达山”了，有人陷进沼泽地，有人病死饿死，有人被狼撕狗掳。
曾为关东军士兵的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其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阿苫，在从虎林开始的逃难路上，被苏军士兵扔到车上，糟蹋够了再扔下去。
被当地人收养的孤儿，留下来成了“东北媳妇”的女人，有数。谁也说不清的，是究竟有多少人暴尸荒野。一个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苏联出兵东北后，包括关东军在内的日本人中，开拓团移民的死亡率是最高的。
而许多远离战场，包括一些边境地区的开拓团，还沉浸在“铁打的满洲国”、“大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喧嚣中的人们，得知日本投降、完蛋了，如雷轰顶。路途遥遥，缺乏运输工具，又多是女人孩子，往哪儿跑啊？绝望了，再有一两个叫嚣“玉碎”的头头，有的开拓团就向天皇遥拜，然后浇上汽油，集体自焚。
日本国歌叫《君之代》。
日本国旗叫“日之丸”。
一般称为“日章旗”，也叫“太阳旗”，在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地区，则被叫做“膏药旗”的“日之丸”，纯白的底色，中间一轮红日。
1945年8月，当美国飞机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从日本到东南亚、朝鲜半岛和中国，“大日本皇军”举着的旗杆上，就只剩块白布了。
“大日本帝国”完蛋了。
“日本子不把中国人当人”
有人恐怕早就按捺不住了，说你这本书里写的许多事情，都是中国人干的。
没错，桓仁“填大江”有不少伪警察，各地“洗大沟”的，许多是清一色的伪军、伪警察。东北几乎无县没有“万人坑”和惨案，老百姓看到的出面的，许多是被称做“大部队”的伪军和各种汉奸。在刑场上杀害王凤阁的刽子手，是个伪中尉。
土龙山暴动，侵略者最大的教训之一，用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的话讲，就是要“避免关东军和日本的权力行使表面化”。
而本庄繁在“九一八”事变后仅一个多月就说了：“表面上由中国人主持，而实权则操在我方手中为目的。”
1937年1月9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关于满洲帝国协和会》说得更明白：“关东军司令官是发挥皇威和进行指导的中心，但是，如果由他公开出面去侵犯满洲国的独立性，那将是绝大的错误。满洲国是以与日本天皇陛下一德一心，享有天命的皇帝陛下为中心的俨然一独立国家。或许关东军无意之间对满洲国政府或机关的工作有干预过多的现象，但就总体而言，还是促进满洲国自身开展工作。关东军暗中保持威力，尽可能对满洲国的政治和经济不过分地直接干预。”
还是平顶山“照相”、老黑沟“杀大沟”、桓仁“填大江”的那些下级禽兽，来得实在。
去过日本的人，回来说日本是“礼仪之邦”。
笔者从未出过国，但我知道当年“满洲国”的日本人，也是礼数多多。
桓仁县普乐堡有个开拓团，1943年后，有点儿模样的男人都被征兵走了。每年春耕夏锄秋收大忙时，伪村公所就让老百姓去开拓团干活。老人们说，忙活一天，临走时，那些日本女人千恩万谢，点头哈腰，一口一个“阿里嘎多勾杂依吗司”（谢谢）。
家住东宁县城的秦洪义老人，当年是“满洲电业”的电工。老人说，那时单位、个人家照明出了问题，就得赶紧去修，什么人都接触。中国老百姓热情，进门就是客，赶上吃饭还留你吃饭。去汉奸家里就不一样了，一般都带搭不理的，有时官越大越不把你当人待，“喝呼”（呵斥、吓唬）你干得不好、干慢了，像“喝呼”狗似的。到日本人住宅区又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