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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全是叫日本鬼子的侵略者。
最早出现在战场上的伪军，是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的仍穿着东北军服装的乌合之众，战场是哈尔葛江桥，上阵即被打得狼狈不堪。到了还是日军不惜代价，伤亡惨重，又从朝鲜调来援军，才过了嫩江。
卖国卖祖当汉奸，张海鹏和熙洽之流算是抢了头功。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则静观形势变化，认准张学良不会出关了，就对义勇军动手了。而像王之佑、佟衡、程志远等人，事变后曾经抗战，或兵败后变节，或见大势已去附逆，伪军数量越来越多。
1933年6月13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中将《在中央治安维持会第一次委员会上委员长的致词》中，说：“满洲国治安工作是大业中的基础性大业，绝非单以关东军之力所能做到。特别是内外各种形势不允许关东军永远地只埋头于治安工作。”
小矶国昭的这番话，说的当然不只是军事“讨伐”，更不是这时就要把这项大任交由伪军去干，却也为三年后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安下了伏笔。
前面说过，在日本人眼里，这时的伪军即便是不可靠的，也不能不用。伪满十四年，1933年春伪军达到最高峰，为15万人，日军则不足5万。日本就那么大，人口就那么多，无论结局如何，这步棋迟早是要走的。
到了1936年，日军觉得差不多了。一是5年过去了，被老百姓称做“大部队”的伪军，谁的“良心大大的好（坏）”，多少有点儿谱了；二是实行“精兵”策略，削砍不可靠的部队和老弱病残，同时提高待遇，认为伪军总体战力已有所提高；三是有实践为证，从1932年以来，仅东边道地区伪军就进行了7次较大规模的“讨伐”，效果不错。而且，距1937年7月7日只有年把光景了，关东军这时还只埋头于东北的治安工作，再“进入”华北岂不是更要手忙脚乱了？
且听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在11月24日东边道北部治安工作会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是怎样评述这次东边道“独立大讨伐”的：
此次所以单纯以满军独自力量肃清这一地区，是因为要检验满军以现有机构——有顾问以下日本人交织在内的现有机构的讨伐肃清能力究竟如何，完全是试验性质。军正在注视着其成果。
现在皇军仍在各处流着鲜血，并且为了治安工作用去了极大的力量，牺牲之大有目共睹。如能把这种费力之事委之于满洲国各机关，由其承担，皇军便可以减轻负担而从事其本来任务。凡是理解皇军使命并承担着满洲建国事业的人对于此种机会的到来，是时刻都在热烈地盼望着的。
同年4月，关东军制定了一个“3年治安肃正计划”，即从1936年4月以后的三年内，“治标”、“治本”和“思想工作”三位一体，分期分批逐个地去消灭抗日武装——历时半年之久的东边道“独立大讨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也是实施“3年治安肃正计划”的首次“大讨伐”。
这次所谓“没有皇军一兵一卒参加的”“独立大讨伐”，由伪第1军管区司令于琛徵上将为总司令，佐佐木到一少将为“讨伐指导部长”，几位大佐高参也是少不了的。这当然使“独立”二字打了折扣，可若果真清一色“独立”起来，那还叫“满洲国”吗？
“独立大讨伐”从10月1日开始，第1、第2、第3、第5军管区伪军，另有伪靖安军、伪宪兵，总兵力约2。7万人，并有当地日伪军配合，重点目标是王凤阁的民众自卫军和抗联部队——王德泰、宋铁岩、曹国安都是在此期间牺牲的。
王凤阁，字阿亭，1895年生于通化，父亲是教师，家境比较富裕。中学毕业后从军，为军官，不久离职回乡，“九一八”事变后揭竿抗战。
这是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成员主要为伐木工人，骨干多为中小学教师，号称“辽东民众义勇军”，公推王凤阁为司令。
拉起队伍后的第一仗，是攻打柳河县城。一路上不断有人马加入，一举攻入城内，捣毁了伪县公署和日本驻柳河领事分馆，打开监狱，放出政治犯。又乘胜向伪东边道保安司令部驻地山城镇进军，在下水道子大败伪军。关东军和于芷山赶紧调派日伪军驰援，并派飞机轰炸柳河，义勇军损失很大。
1932年6月，正是铲头遍地的时候，新上任的伪东边道保安司令田德胜，率一团伪军去金川县孤山子“讨伐”王凤阁。花红树绿，牛哞羊咩，到处都是挥锄扶犁的庄稼人。走到鹿尾林子，突然一声枪响，“庄稼人”手里的犁锄就变成了刀枪，漫山遍野冲杀过来。“春耕图”忽作“杀敌卷”，先头一个营还未缓过神来，就被缴械。后边的敌人逃回金川县城，当夜又撤往朝阳镇，伪县长也跟着跑了，义勇军第二天占领县城。
唐聚五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后，委任王凤阁为所属19路军司令，之后又任命王凤阁为第3方面军中将总指挥，统辖海龙、柳河、金川、辉南等县近万人的自卫军。
8月25日，王凤阁率19路军主力攻打海龙县城。海龙城工事强固，守军众多，自卫军没有重武器，伤亡很大，王凤阁改为围困。围城50余天，守军弹尽粮绝，靠飞机空投弹药，乘黑夜出城抢割庄稼。
唐聚五和其余方面军、路军的首领大都进关了，王凤阁不走。
首战打下柳河县城，王凤阁即利用县里的电台，向全国发出通电：“凤阁生于斯土，不甘坐视国家之沦亡，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号召同胞，共伸义愤，爰组织义勇军……此后拼掷头颅，牺牲一切，此头可断，此志不移。”
在东北义勇军中，坚持抗战之久，且规模、影响之大，如王凤阁者，少之又少。
以王凤阁的才华、胆识，投笔从戎，在奉军中搏个好前程，应该问题不大，这位下级军官却选择了弃戈还乡。有人分析认为，他是厌恶军阀混战，不忍骨肉相残。而当“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时日降临了，他就执戈奋起，拼掷头颅，牺牲一切，包括妻儿。
前面说了，冯治刚拉队伍报字“文武队”，就是叫个“胡子队”，以他的身份，汤原人也不会把他和他的队伍当成胡子。王凤阁也一样。像他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又有别于那种有钱的土财主，在那个年代是颇受人尊敬的，更不用说他的队伍各级骨干许多都是被称为“先生”的教师了——谁会把“先生”与胡子联系在一起呀？
可直到1935年6月，《中共南满特委的报告》，仍然称王凤阁为“国民党胡子头”。
1934年12月29日，《杨司令关于军事及干部等问题给省委的报告》（特委代写）中，说：“反革命的国民党及胡子头对我们的仇视是更加厉害，对下层弟兄欺骗的方法和其手段更是巧妙的。如马旅以‘军长’名目来欺骗弟兄，不愿意长时间与我们联合活动。王凤阁等对我们更进一步外交，并更进一步的进行武断宣传来欺骗抗日军，以企图阻止抗日军与我们的接近。”
王凤阁对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存在误会、偏见，应是不无可能的。前面写过几笔的9路军司令包景华，对共产党那样宽容，海龙县委仍然要求在其队伍中“号召每个士兵起来，质问长官，要马上布置把国民党分子驱逐出去，把反动长官枪毙”，王凤阁多少也应有所耳闻、了解。问题还在于两支队伍都在东边道的地盘上活动，碟子碰碗，碗碰碟子，矛盾、冲突也就难免了。
1935年夏，1军1师6团去辑安收大烟税，一个连被王凤阁的自卫军缴械，连长、指导员和两个排长被枪杀。之后，1师路经辑安闹头沟时，又被自卫军袭击。
官兵怒不可遏，杨靖宇给大家出个题目：对王凤阁的队伍应该怎么办？是打掉呢，还是联合起来一道抗日？
小队伍好办，彼此实力差不多就难了，动起手来两败俱伤，联合起来谁听谁的？在北满，除了日伪，没有哪支力量能与强大的3军抗衡。吉东的吴义成，或者放不下救国军代总司令的架子，或者对共产党的成见难以消除，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直至1937年过界去苏联，也未与抗联联合。王凤阁最终也未与1军联合，又与吴义成有所不同。1934年5月，被日伪称做“东边道的反满抗日匪巨头王凤阁”，主动率卫队来到六道江附近的黑瞎子沟与杨靖宇会见，达成协议，合作抗日。之后，虽有冲突、摩擦，但是大敌当前，东边道地区最具实力的这两支抗日队伍，总体合作趋势始终未变。
日伪当局曾这样评述：“过去同人民革命军水火不容，屡屡交锋的南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