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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江城市火车站售票大厅里就死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听说是排了三天三夜的队，又累又困，心里一急，就突发了心脏病，躺下就死了。等救护车赶到的时候，人已经不行了。后来直接就送去了殡仪馆。这件事在新闻媒体上曝光后，引起了省长刘放明的注意，他亲自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农民工的返乡工作，在各个农民工集中的工地上，开展送票上门的服务。这些措施，确实解决了一部分农民工回家的车票问题。
现在那些路程不太远的，有的甚至选择骑摩托车回家过年。西江省是劳务输出大省，每年在广东打工的农民工，号称七百多万，每到春节邻近的那一段时间，在广东和西江省的交界处，都可以看到浩浩荡荡的摩托车大军，不分昼夜，像潮水一样涌满了各个交通要道。那些骑摩托回家的农民工，有的是单独一个小伙子或者是中年男人；有的是小两口，男人骑车，后面坐着自己的女人；有的是拖家带口，中间坐着小孩，后面坐着妻子。由于回家过年的时候，都是天寒地冻的时节，气温低，路况差，又长时间骑车，如果不注意休息，往往造成摩托车手手脚麻木，四肢僵硬，判断力降低，再赶上下雪或者下雨，出车祸的概率非常高，这条本来应该是温馨的回家之路，往往变成了灾难之路、死亡之路，每年到底有多少人消失在这条回家的路上，没有人做过完整的统计，人们只是从新闻媒体偶尔的报道中，才得以窥见一斑。
第五章人事决策的游戏规则（12）
去年年关，西江省电视台和东城市电视台，联合做了一个报道，栏目叫“温暖回家路”，王一鸣在住处看新闻，才知道这些情况。从电视画面里，他看到那些骑摩托车回家的滚滚铁流中，一个个摩托车手全副武装，戴着头盔，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棉手套，脚上腿上，绑着一层塑料布。摩托车后面的行李架上，绑着大包小包的东西，估计都是买的回家过年的物品和行李。有的是一家三口，乘一辆摩托车回家。
记者采访了一个小伙子，他是一个人骑车回家，问他为什么选择骑摩托车回家过年。小伙子说：“方便，火车票不好买。”
记者问：“你家是哪里的？”
小伙子说：“龙江市江左县的。”
记者问：“你要骑多久才能到家？”
小伙子说：“还不好说，走走歇歇，估计得三个白天。夜里我不走，路上都是大货车，灯光太刺眼，不安全。我不急，慢慢走，安全第一，累了我就找个旅店住下来，休息一夜，等天亮了再走。”
记者问：“你一个人还是有伴？”
小伙子一指旁边的几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说：“我们是十几个，一个车队，大家都是老乡，走在路上，相互有个照应。”
过了几天，还是这个栏目，报道了在西江省东城市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一辆拉沙石的泥头车，在一个路口拐弯的时候，把一辆正常行驶的摩托车，卷在了车轮下，摩托车上的三个人，当场毙命。泥头车后面的两排车轮，从这辆倒下的摩托车上面碾过，三个人一个被从头部碾压，两个被从胸腹部碾压，现场的画面惨不忍睹。后来经交警查实，摩托车上的人是一家三口，夫妇两个都才三十多岁，在广东东莞的一家鞋厂打工，他们夫妇两个，带着一个八岁的男孩回家过年，从广东东莞骑摩托车，已经走了四百多公里的路程，眼看着马上就到家了，他们家是东城市郊区下面的一个乡镇的，离他们的出事的地方，只有区区十几公里路程了。
看了这个报道，王一鸣感同身受，止不住的眼泪就掉了下来。他想到，如果当初自己没有考上大学，说不定自己的命运就是这个样子的。改革开放几十年，我们的国家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有钱人，他们可以和国外的富翁相比，一点也不逊色了，可以天天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一掷千金，丝毫也不吝惜。
但是，在广大的农村，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这样一大批人，他们收入低，或者干脆没有固定的收入，靠捡破烂或者小偷小摸为生，得了病没有钱看，小病往往会拖成个大病，最后凄惨地离开这个世界。他们一天一天，挣扎在死亡线的边缘。
有的在外面打短工，那些又脏又累没有人干的活，他们干。为了挣钱糊口，他们下煤窑，挖矿山，在地下几百米的巷道内，每天和死神擦肩而过。他们过着奴隶一样的生活，说是当牛做马一点也不过分，网上有个笑话，调侃农民工的日子，说是一天一天，吃的比猪都差，干的比牛都累，活的连狗都不如。他们是新时代的“包身工”，是“芦柴棒”，是“卖火柴的小女孩”。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弱势群体。
他们无声无息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又无声无息地从这个世界上离开，他们是天量财富的创造者，正是由于他们机器人一样的劳动，中国才成为了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他们辛勤的劳动，创造了城市的高楼大厦，霓虹闪烁，还有百货商店里那堆积如山、琳琅满目的商品，但是，他们又是命运的弃儿，他们微博的工资收入，不能够带来命运的根本改变，他们省吃俭用，一年的收入，竟然买不起城市里的一平方米楼房。他们只能像候鸟一样，辗转在城乡之间，直到年老了，再也干不动了，他们就回到属于自己的破败的乡村，在那里，度过残生。他们这个时候，已经是年老体衰，甚至是满身的伤痛，他们被城市所抛弃，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就是中国几亿打工者今天共同的命运。
每每想到这一点，王一鸣就心如刀割，他困惑，他迷茫，他无奈，他在思考，怎么样才能走出这个谜局，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勤劳却不能致富。少数人暴富，多数人贫穷的社会，怎么能够永远和谐？有一次在北京，和魏正东聊天的时候，他问魏正东：“正东兄，你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魏正东郑重其事地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些问题，都是一天一天积累下来的，究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从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没有长远规划，没有战略设计，没有细节考量的笼统的模糊性的表述，按照伟人的表述就是‘摸石头过河’。至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究竟要过什么样的河，河里有险滩或者暗礁怎么办？什么样的石头可以摸，什么样的石头不可以摸，摸不着石头怎么办？莽撞地硬过河溺死了怎么办？呛水了还过不过？对这些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几乎没有做过什么严谨的论证。只是说‘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所以，中国就像一列按照惯性高速运转的火车，越开越快，速度第一，其它的都靠后。几十年下来，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到了今天，成了连环套，一个套着一个，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就带出来了。你看，农民工打工这一项，就牵涉着农民增收难，农村土地有限，人均不到一亩耕地，靠种庄稼连维持基本的生活都困难。不出去打工，根本揭不开锅，要看病吧，要买农药化肥吧，要应酬红白事吧，子女上学，老年人养老，都要靠出去打工挣钱。青壮年劳力出去了，村子里都是老弱病残的天下了。这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就出来了，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城市的房价太贵问题，农民工两口子的夫妻性生活问题，子女的教育问题，城市的卖淫嫖娼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甚至火车票问题，等等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来了，怎么解决？牵一发而动全身，扯起葫芦连着瓢，你光解决一个问题，根本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都是治标不治本。”
王一鸣问：“那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糊里糊涂，让时间去解决吗？我们混日子，不用发挥一点主观能动性？那还要我们这些官员干什么？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宗旨嘛！”
魏正东说：“当然，在当前体制下，改变中国的面貌，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各级官员，因为他们是中国政策的制定者和具体的执行者，如今的世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单独靠一家或者几家公司，参与国际上的竞争，而没有国家政权强有力的支持，要想在世界竞争中占到便宜，几乎是不可能的。下一步当紧要做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要改变官员的发展理念，不能光想着GDP的增长，只要数字好看，自己能出政绩，升官发财就行了。让外国人在中国赚大钱，中国人打工赚小钱，老老实实，甘做西方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