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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的建立者则多为少数民族，包括匈奴、羯（读如竭）、鲜卑、氐（读如低）、羌，合称“五胡”。其中，鲜卑人建立的政权最多，七个。其次为氐人，四个。再次为匈奴人，三个。羯人和羌人，各一个。另外还有四个小政权是汉人建立的，共二十国。不算仇池和北魏，十八国。称为“十六国”，则是没有计算冉魏和西燕。
十八国名单如下：
恐怕没有多少人能够记住这些国名和人名，但很清楚所谓“十六国”基本上都在北方；而从下面的地图则不难看出，这一现象为什么会被称为“五胡乱华”。
没错，晋王朝的半壁江山已然丢失，而且丢得实在“不是地方”：关中地区本为周文明的发祥地，长安和洛阳更是秦、汉、魏、晋四朝帝都所在，不折不扣的华夏正宗。现在统统变成了“胡天胡地”，岂非“乱我中华”？ 这确实让许多人痛心疾首。我们知道，汉民族的前身是华夏族，而华夏族的根据地在中原。周成王时期青铜器何尊上的“中国”甚至指的就是洛阳，这可是“中国”二字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洛阳落入胡族之手，其严重性绝不亚于罗马帝国失去了罗马。
何况华夏民族一直有一种观念：居中国则为正宗，为正宗则治天下（详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夏、商、周、秦、汉、魏、晋，都是。现在胡人“居中国”了，是不是该做天子、治天下？
胡人认为应该，汉人认为不该。
持这种观点的汉人代表当数刘琨。刘琨是中原沦陷之际坚持“敌后抗战”的西晋将领，曾试图策反敌方匈奴人的羯族部将石勒，给出的理由居然是：你们胡人反正做不了天子，不如到我们晋朝来做一个名臣。
石勒用名马和珍宝客客气气地打发了使者。他写给刘琨的回信说：将军是汉人，理当效忠于晋朝。我石勒却本是夷狄，贵国的事恐怕爱莫能助。
刘琨碰了钉子，石勒则做了皇帝。
石勒并非五胡在中国北方称帝的第一人，第一个是匈奴人刘渊，国号叫汉。他甚至宣称自己就是大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因为冒顿单于是刘邦的女婿，后世单于跟汉皇帝就是表兄弟。兄终弟及，大汉帝统当然由他承接。
可惜刘渊的说法并没有得到普遍承认，他的国号后来也被侄儿兼养子改成了赵，史称前赵。羯人石勒建立的国家也叫赵，史称后赵。前赵是被后赵灭的，后赵是被冉魏灭的，冉魏是被前燕灭的，前燕是被前秦灭的。灭了前燕以后，中国北方就暂时是前秦的了。
前秦是氐人的政权，前燕则是鲜卑人的。因此五胡十六国前半段的主角就是：匈奴（前赵）、羯（后赵）、鲜卑（前燕）、氐（前秦），以及前秦衰落时异军突起的羌（后秦），汉人的冉魏则昙花一现。至于后半段，当然是鲜卑人的，他们建立的北魏甚至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
谁说“夷狄”不能为王？
当然能。独霸天下，显然只是汉人的一厢情愿和自作多情。事实上，自从匈奴刘渊打开了缺口，中国北方在长达两个半世纪内就是少数民族的历史舞台。就连最后统一全中国的，也是北方胡汉混血的隋和唐。
这就是事实，也就是历史。
事实上，把胡人看做可欺辱的劣等民族，这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文化偏见。更何况所谓“五胡”，也并非从遥远的异国他乡突如其来杀进中国的。他们早就居住在中国境内，并与汉人混杂甚至混血。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已是华人（Chinese），奈何以“异类”视之？
然而汉民族毕竟代表着先进的文化，于是事情的结果竟是这样：一方面，北方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歧视和压迫忍无可忍；另方面，他们对汉文明和汉制度却心悦诚服地敬佩和向往。因此，胡人进入中原地区称王建国之后，并没有打算实施“胡化”，而是反过来将自己“汉化”。
汉化早就开始了。
率先汉化的是匈奴。因为从东汉光武帝时代起，他们就开始持续南迁，并在黄河的河套地区沿长城一线扎下了营盘，充当着汉帝国的戍边者和同盟军。这一过程到西晋已历时二百多年，匈奴哪里可能还是胡人？刘渊声称他有权得到汉王朝的祖业，并非全无道理。
建立后赵的羯，建立前秦的氐，建立后秦的羌，汉化程度深浅不一，对汉文化的热情却不亚于匈奴，前秦皇帝苻坚甚至堪称汉学家。他曾经不无自得地说：朕一月而三临太学，周公和孔子的传统总算不会在朕这里中断。
但，力度最大的还是鲜卑。
或者说，鲜卑拓跋氏的北魏。
北魏的故事已不在魏晋，而在南北朝，因此只能从长计议。可以肯定的是，北魏的汉化彻底而全面。孝文帝拓跋宏甚至下令禁止胡服和鲜卑语，把贵族们的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姓（比如拓跋改为元），还命令六位皇弟跟自己一样娶汉族高官之女为妻，堪称“全盘汉化”。
结果是只用了短短三十年，这个民族就融入了汉族之中；而被南方汉族逐渐淡忘的某些文化传统，则在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羯、氐、羌、鲜卑那里薪尽火传（以上所述均请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二卷《南朝，北朝》）。
这就不能叫“五胡乱华”，而该叫“五胡入华”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融入，一个以汉民族为多数人的新民族才得以诞生，中华历史上的“第二帝国”（隋唐）也才得以建立。只不过，他们谁都不知道，当时欧洲也在发生民族大迁徙，大批日耳曼蛮族涌入罗马帝国，罗马文明面临的命运和选择几乎跟中华一模一样。
当然，这是后话。
谁的东晋 公元318年也许是划时代的。前一年，西晋最后一个皇帝被杀。这一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位，是为东晋元帝。下一年，匈奴“汉国”皇帝刘曜更改国号，是为前赵；羯族将领石勒称王建国，是为后赵。
从此，东晋据有江南，前赵据有关中，后赵据有关东，南方和北方都换了主人或主角。
北方是胡族做主，南方是士族当家。
胡族和士族，是书写这段历史的两支笔。
南方成为士族的天下并不奇怪，因为东晋的第一个皇帝司马睿并没有多少政治资本。他能够建立流亡政府并登上帝位，完全依靠士族的拥戴和支持。更幸运的是，这些士族还有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作为主持人。
他就是王导。
王导出身名门望族，琅邪人（琅邪读如郎牙，也写作琅琊，在今山东省临沂市），跟原本是琅邪王的司马睿是老朋友，东晋帝业其实出自他的深谋远虑。王导很早就看出中国将乱，便劝司马睿谋得安东将军职位，渡江移镇建邺（晋愍帝时改名建康），为将来做准备。
事实证明王导很有远见。九年后，西晋果然灭亡。北方士族没了故乡，南方士族没了中央。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举足轻重的大族纷纷南下（史称“衣冠南渡”），流亡的难民云集建邺（建康），建邺成为另一个洛阳。
司马睿的称帝，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初来乍到的司马睿却没什么威望。北方士族对他没有信心，南方士族对他心存疑虑，就连司马睿自己也觉得寄人篱下，颇有些惴惴不安。
做工作的又是王导。
王导很清楚，中原必将沦陷，晋室不可复兴，唯一的出路是偏安江左，与北方胡族划江而治。如此，或许还能保住世家大族的既得利益，华夏文明的薪尽火传。
这就需要有一个司马家族的人来当皇帝，也需要南北士族的通力合作。有了前者，才能维持“华夏正宗”的名分；有了后者，新政权才不至于是空中楼阁。
可惜这很难。北方士族视江东为“蛮夷之地”，视南人为“亡国之余”（孙吴政权的残渣余孽）；南方士族则把北方士族看作入侵者，痛恨他们侵犯自己的地盘和利益。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成为关键。
为此，王导殚精竭虑。他甚至学会了说吴语，不像其他北方士族那样坚持只说洛阳话。他又发明侨寄法，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相当于北方豪门在江东的特区和领地。这就兼顾了双方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争取到了南方士族领袖的支持。
比如顾荣。
顾荣出身吴郡四大家族，祖父顾雍是孙权的丞相。由于王导的努力，顾荣率先向司马睿表示拥戴和支持，而且两人有过一次意味深长的对话。
司马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