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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熔为金条、金块共计两万七千余两。户部奏请将宫廷园林中多余铜器出；以供铸造铜钱。他又命令内务府查明；结果圆明园等处存放的今天绝对是上等级文物的铜瓶、铜炉、铜龟鹤等228件；化成了8747斤铜料。
对于咸丰帝多次从内务府银的谕旨；使总管内务府的各位大臣都处在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的思想境界。到了1853年5月。也就是西殿太平军开始东征之后；内务府终于向咸丰帝亮出了红灯；存银仅四万一千两；再也不能支付皇室以外的任何开支了。
年轻的咸丰帝似乎第一次知道；富甲天下、金碧辉煌的皇家也有财尽用窘的时候。到处罗掘。千方筹措；使咸丰帝从1850年至1853年7月。总共弄到了近三千万两的银子供应前线。换来的是太平天国定都南京。而到了此时；咸丰帝已经山穷水尽；户部存银仅29万两；就连京官京兵的俸饷也都不出来了。至此；咸丰帝再也没有什么招术了。
最直观的影响就是琦善的江北大营；起初的琦善部兵马南下时。钱粮供应尚算稳定；但随后越来越少；直接导致那些绿营丘八将官们不得不想着方的捞钱；哪里还有心思进剿？虽然对面瓜洲的长毛贼不过四千余人。琦善也只能按兵不动；他知道眼下这种士气和状况强行出兵；除了大败之外；不会有第二种可能生。
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钱粮上；咸丰帝在财政匮乏的情况下；只能是听任臣子们的摆布。而为了救急；臣子们的建策无不毒辣万分；咸丰帝只能一一照办不误。
这些大臣先想到的就是节流；官兵减俸减饷从1853年起；根据户部的提议；咸丰帝先后降旨；将京内外文官武弁营兵的俸饷扣两成；以后又多次扣减。因为已经减少的俸饷；也经常欠；尤其是厩以外的前线。到了后来；俸饷中又搭大钱、银票、宝钞；那更是名不副实了。官弁的俸饷减少；决不会使他们自甘生活无着。于是；他们更变本加厉地杒刮百姓。早已的吏治更是坏到无以复加。长期欠饷的清军士兵；多次因闹饷而起事；不少人干脆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勾当。
随后大臣们想到还是大开捐例；卖官鬻爵开捐是满清应付财用不足的传统手法；自康熙朝开创后；几乎从来没有停止过。咸丰帝的父亲道光帝对此种手段颇为痛恨；每次召见捐班官员皆容色不悦；曾经生过因捐纳官员应对粗俚而退捐罢官的事例。他在私下诚对一名科举出身的官员坦露过心迹：“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
道光帝虽对此不满意；但为了财政之需仍不得不为之。咸丰帝没有他父亲的那种道德上的顾忌。他需要银子；管不了那么许多。为了吸引富绅大商投资官秩官位；他根据臣子们的意见；来了个减价大拍卖。1851年；他将1846年的捐例核减一成；打了个九折收捐。至次年底；户部收账为银三百万两。1853年；再减一成；按八折收捐；当年户部收得六十七万两；户部得数甚少。户部所获捐银的减少；并不是当时收捐总数的缩小；这主要是捐银大多被地方官截留了；这些银子的去向无非就是地方官用于朝廷欠的钱粮之用；似乎也怪不得那些无米下锅的地方官吏。
接着大臣们又建议铸大钱、银票、制宝钞；当时中国的货币是白银、铜钱双制式。银按成色以重量为计；钱由清zhèngfu铸造。为了用更少的成本获取更大的财富；咸丰帝批准了臣子们铸大钱的奏议。1853年4月起；户部开始铸造当十铜大钱；即1枚抵10枚制钱。除了朝廷的户部外；又有13行省先后获准开局铸造大钱。为了直接获利；各处并不全是开矿炼铜或进口洋铜。而是往往熔毁原值一文的制钱；改铸大钱。即便如此；铸铜钱仍嫌成本太高；当时的铜资源十分有限。
也是1853年4月；咸丰帝批准行银票；即“户部官票”；面额有一两、三两、五两、十两、五十两不等。除户部外；由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也行了数量惊人的京钱票；面额有高达一万千文者！这种近乎无成本的纸币。获利惊人。如宝钞一张；工本费仅制钱一文六毫；造百万即可获利百万；造千万即可获利千万。除了户部外；京外16省区也开设官银钱局。行“局票”。
从世界金融史来看；从以重量为计的贵金属货币。展到以数量为计的贵金属或金属货币（如金圆、银圆、铜钱等）。再展到纸币；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从清代的经济规模和商品交换的总量来看；纸币的出现本非坏事。事实上；民间钱庄票号行的各种票据也弥补了此种不足。但纸币的行须有完善的金融理论来指导；须有周密的设计；其中相当数量的保证金及严格控制的行额。已是今ri使用纸币的人们耳熟能详的决定xing原则。
可是；咸丰帝也罢；奏请行银票、宝钞的官员也罢；他们并无近代金融知识。更无改造清朝落后的货币体系的构思。他们只是为了应付本无能力承担的财政开支；而滥用行政权力行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大钱、银票、宝钞。毋庸多言；如此无限量空头行毫无保证的纸币；其后果必然是恶xing通货膨胀；这与直接掠夺人民无异。
滥通货的后果；立刻就显现出来；琦善等老臣也不是不知道；但咸丰帝装着看不见；琦善很明智的也选择了看不见。但从1853年5月满清财政危机大爆之后；前方将帅们再也收不到由户部拨来的实银；顶多不过是一纸他省协饷的公文。而各省对此种非分且无休止的指拨；根本没有能力完成；只能是推诿不办。久而久之；此种皇皇的指拨协饷的命令；成了一纸并无效用的具文；将帅们别指望凭着它就可以弄到银子。
在这种情势下；筹集军饷似乎已不再是朝廷的义务；而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战区地方官的责任。咸丰帝在国库一空的现实中；只让前方将帅打仗；不肯管也没有能力管前方的供给了。
于是；既然朝廷不负责军费；地方如何筹饷也理所当然地成为朝廷管不着也管不了的事了。于是；在战区各省；筹饷成了地方官诸般政务中的头等大事。除了湖南、湖北等少数省份用整理本省财政的方法；增加财政收入；许多省份的办法是利用各种名目加捐加税；其中有四川的按粮津贴和随粮捐输；江苏、安徽等省的亩捐；广东的沙田捐；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漕粮折色。往往实征是其定额的数倍；多收的款项成为各级官吏“中饱”的渊薮。在国库ri虚的同时；许多官员腰包ri盈；战争给他们带来了财的新机会。然而；农业生产的技术和规模；限定其产出。农业税再怎么增加；毕竟数量有限。过度的搜刮使小民赔累不起只得铤而走险；只得跟随太平军起义造反；更加加剧了太平天国的声势。
随后各省地方官的眼睛转向富绅大商。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劝捐。按照原来的捐例规定；各省将捐银数额交到户部后；再转行吏部；最后经皇帝批准下标明捐得何种官爵的凭照。这种办法需时多ri；往往银子交上去后；很久没有下文；还要花银子打点以催促办事胥吏。为了提高效率；咸丰帝应地方官的请求；命吏部直接下空白凭照；由地方官自填；定期汇总上报；大方的把国家官位当成商品来批。从此；捐官捐爵成为一手交钱一手照的直接生意。这种高效率一时xing地促了“官爵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同时；地方官握有空白凭照；不必再等户、吏两部转文；也以军需欠饷为由将卖官鬻爵的捐银截留。
上门劝捐已属给面子的客气；不给面子的带兵勒捐也已见多不怪。许多绅商畏惧官府的权势；只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银子去换几张空头官衔的黄纸。绅商遍遭勒索之后；又有官员将目光注视到在外面做过大官过大财的回乡在籍官员身上。这些做过真官的家庭；本来就看不起捐班；对空头名衔毫无兴趣；可无奈于地方官一再劝勒；也不得不交出部分家产。
以上种种手段琦善和他手下将官、幕僚们都商议过；劝捐等手法也开始运用；好在扬州盐商富户较多；劝捐得的钱粮尚算可以；所以江北大营的维系也还没出大的乱子。但琦善也知道这种方法用一次两次可行；劝得多了；富户们也会被榨干的。所以他对荣禄说的办团练、练新军、买洋枪洋炮等建议不怎么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怎么筹得钱粮。
荣禄这小子提出的厘金让琦善眼前一亮；这种方式似乎比以上那些不靠谱的手段要可行得多。但琦善不知道的是。厘金在原本的历史上行区域就是自己的江北大营；创办者乃是自己麾下江苏布政使雷以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