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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复兴党是一个工业化的组织，光是供应东南海商都会非常吃力。
江南地区的那些不涉及海贸的大地主大商人们，虽然不会像秦良玉（秦良玉的白杆兵目前已经被掌握在和复兴党利益紧密相关的秦氏家族和马祥麟手中了）、颜思齐和郑芝龙那样毫无顾忌的从复兴党手中采购大量的军事物资。
但是到了1628年，要是哪个世家子弟手里没有个放大镜，带镜子和各种修剪指甲胡须工具的小化妆盒的话；要是哪个大家族的家丁队伍没配备上几十上百把燧发手铳的话；要是哪个世家大族待客的时候用的不是“水晶”的餐具茶具的话，那可都是一种没见过世面，没有档次的表现。
在复兴党的工业品倾销下，目前的江南繁华之地，讲究的是“喝剑南”春美酒，用“贵妃脂”香皂，上厕所用抽水马桶，睡觉睡席梦思床垫，出行的时候不坐一辆轻钢打造用各种铁艺装饰的金碧辉煌，窗户镶上水晶（玻璃）亮亮堂堂的四轮马车，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
你别看这些江南世家的子弟们一个个好像都醉生梦死一般，可是他们家家都买了复兴党生产的蒸汽明轮船在跑买卖，他们家家都买了复兴党的褐贝斯步枪武装家丁队伍。江南世家的那些掌门人们，他们可都是老奸巨猾的厉害。
他们可都知道，能够大批量的往外卖火枪卖大炮，卖弓弩卖板甲，甚至卖火轮船的复兴商社，可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的触碰的。
能够在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屹立不倒，和四代帝王以及南北两京的各种历届的大太监们关系密切的枝江王府，比什么福王、潞王这种皇帝的近枝的宗室可都要不好惹的多。
据消息灵通人士称，先皇天启在世的时候，魏忠贤对枝江王府的不过说了些不痛不痒的小话儿，就被天启皇帝训斥了一通。据说如今的崇祯皇帝在潜邸甚至也对身边的人说过“天下万千宗亲，唯枝江一支与天家亲厚”这种话。再想想枝江王朱术圳只有一个女儿之外别无所出，那么枝江王府还真的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为所欲为了。
至于枝江王府会不会被下代帝王顾忌，那也得是等到几十年后下代帝王上台的时候才知道的事情了。反正已经四十多岁还没儿子的朱术圳，对于不到二十的崇祯皇帝来说没有任何的威胁。
别看江南地区距离京师要比山东远的多，可是江南地区的士绅大户们，消息可要比山东那边的土棍们灵通多了。
最主要的是，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户们因为常年的经商，可是在商海里练就了一副听风辩色的好眼睛。对于他们来说，复兴党的廉价商品固然对他们自己的工坊生产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可是复兴党的各种产品无穷无尽，只是作为二道贩子转卖复兴党的海量工业品，就有得他们赚的。
更主要的是，复兴党也不仅仅是出售成品棉布。蒸汽机，新式的铁制织布机，这些好东西，复兴党也是向江南地区的地主大户们敞开出售的。可以说，复兴党的出现，对于大部分江南世家来说是利大于弊的。少部分利益受损的人，也可以改弦更张，重新开辟销售复兴党商品的其他买卖。
江南地区繁荣的商业，特别是一直以来，就是在复兴党出现后仍旧供不应求的海外贸易需求，使得江南世家和复兴党的合作非常良好。而会看眼色懂得辩风色的江南世家，也知道必须尊重实力强大背景强硬的复兴商社。
不过呢，消息闭塞头脑僵硬的山东地方的士绅大户们，就不知道复兴党的实力和底细了。在自家的一亩三分地里霸道惯了山东士绅，第一次和复兴党的商业机构做买卖，就表现出一副叶良辰般的作死本色来。
第369章在山东4
别看山东有个曲阜，也别看曲阜出了个孔圣人。可是山东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个不安分的地方。
就说明清两代吧。早的有刘六刘七的响马盗。近的有徐鸿儒的闻香教。什么白莲教啊。什么红灯照啊。哪个是捻军造反。什么是义和拳起义。反正这些造反作乱并且在历史上留下记载的事情，不是在山东发生的，就是到山东之后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说山东人的骨子里有不安分的基因是不实事求是的。可是说山东这个地方，肯定具有让人造反的条件和因素存在，这却是很现实的。
在王书辉眼里，无论是明清时代的造反，还是近代的农民起义，王书辉都认为，这其实是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就以最近的徐鸿儒的闻香教起义来说吧。实际上，虽然参与起义的大部分人都是普通的百姓，可是整个闻香教的领导层，却都是地主阶级的出身。
在封建时代里，地主阶级往往都是通过间接的经济支援和直接的派人组建的方式，用收买、控制和组建土匪山贼的办法培植个人的武装力量的。普通百姓聚啸山林，那可真的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落后方式，这种造反往往就像陈胜吴广起义一样，很容易就被封建统治阶级镇压了。
在封建时代里，凡是能够组建起使用正规兵器有马有粮队伍的正式土匪武装，其实都和地方士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像现代社会里官员会作为黑社会的保护伞一样，在古代社会里，那些能够立起杆子维持下去的土匪武装，其实也都是在官府士绅这些掌握着大量经济资源的统治阶级的授意和保护下才能长期存在下去的。
孔老夫子的后人孔庆东教授曾经说过，黑社会存在是因为官方治理出现了空白。在生产力落后，国家最基层的统治只能到达县一级的情况下，流氓地痞无赖黑社会以及土匪山贼，就会自然而然的在这些空白处滋长起来。
在明代的山东，登莱巡抚和山东巡抚基本上可以平分秋色。登莱巡抚除了直接管理登州和莱州两处重要的军镇之外，整个朝鲜地区，也归属于登莱巡抚管辖。天启年间袁可立任登莱巡抚的时候，他就曾经命令朝鲜方面调拨水军支援登莱海军和东江镇。甚至于袁可立和直接插手朝鲜王国的国王更替，对朝鲜国国内政治进行干预。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在明王朝灭亡后，改弦更张开始给满清当狗的朝鲜方面才三番五次的派出使节到满清中央政府陈情示好，想要干涉满清政府修著的《明史》。在这帮朝鲜人的努力和投降满清的无耻文人的策应下，像袁可立这样在晚明时期功劳不小，曾经给后金女真带来过巨大打击的高级官员，居然没被载于《明史》。
当然了，这也是知道这个典故的王书辉命令复兴党济州岛基地以威海卫指挥使的名义将整个济州岛上的朝鲜官员全部逮捕并吊死，并要求第一舰队对所有渤海和黄海洋面上的朝鲜商船征收百分之五十高额税款的原因。
正是因为登莱巡抚对于整个山东东部和朝鲜的巨大影响力的原因，位于现代社会蓬莱市的明代登州府，虽然是个军事重镇，但是因为登莱巡抚承担着对东江镇的后勤支持和对朝鲜方面的直接管理，使得登州府表现出一副商业繁华的城市形象。
1628年8月，复兴商社的十二艘混合动力的八百吨级的武装商船出现在登州港的时候，还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混乱。不过毕竟能够在登州港停靠的商船不是大明的就是朝鲜的，因为复兴党参事会参事宋献策已经在登莱巡抚衙门里下足了“功夫”，所以虽然造成了一定的骚动，但是很快复兴商社就在登州港站住了脚。
复兴商社给登州府带来的冲击可不仅仅是这些线条优美吨位巨大的商船。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随船而来的复兴党生产建设兵就在登州码头建立起复兴商社武装船队专用的水泥栈道，并用随船而来的建筑材料修好了一个营的海军陆战队营地，建好了复兴银行和商社仓库等相关建筑。
到1628年8月末的时候，一大片被铁丝网、壕沟和砖墙保护起来的复兴商社驻地就修建完成了。据不少到过复兴商社驻地又颇有见识的当地人说，复兴商社驻地的防御工事要比登州镇驻地的防御体系严整安全的多。
虽然复兴商社的所作所为有点违制的味道，可是到了明末这个时代里，如果不是想要专门的挑刺找事儿，谁也不会专门在这些事情上下功夫作文章。毕竟要是真的追究起来，按照明代的制度，商人还不允许穿丝绸，其子弟还不能考功名呢。可是现如今朝廷里的衮衮诸公，哪个家里不是家财巨万的豪商啊。
俗语有云：“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一个不长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