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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创作是非常艰苦的活动，特别是在进行科幻构思和给文章搭架子时是最耗心力的。为了一个构思或架子，我可以睡在床上一天不动（我习惯于睡在床上进行最重要的构思），完成后就如脱力一般。
吴岩：科幻作品一旦出版，作者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文学作品是一种接受的欣赏过程，读者可以对作品做多元的解释，您期望读者完全按照您的想法理解您的作品吗？
王晋康：作品的被接受不可能是一元的。我曾在与读者见面时多次测试我的作品的被接受程度，结果发现差异很大，有些我认为不大好的却颇受欢迎，我认为好的却反响不大，而且有的读者认为是最棒的，有的人说最臭。所以我的态度是：按自己的意见去写，让别人评价去。
但如果过于不被理解，也会有点小情绪，比如我写的“可爱的机器犬”，那是一篇游戏之作，是因日本向韩国道歉却拒不向我国道歉之后给他们开个玩笑。但据我所知，大部分读者没能理解我的原意，很让我失望。我觉得，那篇小说的指向应该是相当清楚了。
吴岩：我觉得您好像很少在网络中出现。您是个网盲吧？您对最近网络针对您作品的争论怎么看？
王晋康：我是个网盲，主要是没有时间。由于我有很顽固的失眠症，不能熬夜，所以每天的时间是精打细算的，很少有时间在网上泡。网络是个好东西，它给了人们一种全新的自由，但有时也难免流于浮燥。
这种争论非我所愿，事情的缘起我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说了，这儿不再重复。但争论既然已经来了，也就随它。不过，这次的争论主要不是对我的作品，而是对作品中所表现的一些谈论医学的观点。
吴岩：您是科幻作家中喜欢谈论科学构思的一个。为什么您对一个文学作品愿意如此详细地谈论其中的科学细节呢？网络上有个朋友说，武侠小说不是为普及武侠知识的、历史小说不是为普及历史知识的，您难道觉得科幻小说是普及科学知识的？或者您也和某些把自己想象成科学法官的人那样，认为自己可以当科学家的“教练员”呢？
王晋康：在这里我真的有别于其他很多科幻作家。在我的作品中，虽然有时也把“科学”当成演绎故事的背景，但更多时候科学是我的信仰。首先我被某种自然机理所打动，才把它介绍给读者。比如《生死平衡》受到不少人喜欢，当我问读者，是喜欢作品的文学性（人物、情节、结构）呢，还是喜欢其中所表达的哲理思考，大多数读者回答是后者！那种“平衡医学”的观点我是从一位带点狂气的民间医生那儿受教的，后来发现它与美国的“达尔文医学”非常接近。为什么它受到不少人的欢迎？因为它说出了曾经被忽视的真理，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些观点也正是这些天网络所争论的东西。
再比如《养蜂人》中关于整体智力的思考，就是我在被托马斯感动后才努力把它用文学形式表达出来。还有“生命之歌”中关于“生存欲望存在于DNA的次级序列中并终将能为人类破译”，“豹”中关于人类进化的观点，都是我深为信服的。当然，我本人也对这些观点做了整理和深化。哲理思考是我小说中的强项，在国内外科幻作者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只是指品种而不是指水平），很多读者正是因为文中所表达的科学震撼力而原谅了人物的单调。
我知道您常常说，科幻小说不是科普。但我的确认为，至少硬科幻一定是借用科学本身的力量才感动读者的。历史小说不是普及历史知识的，但总不能把清朝放到元朝之前吧？它也应当借助于历史本身的厚重，借助于被历史所浓缩了的人物和情节，如果全部抛开历史真实，那只能是“戏说”而非历史小说。同样，如果所有科幻作品都没有科学核心，那也就没有了科幻小说本身。世上所有事物都应分层面去看，我完全赞同把科幻作品从科普功能上松绑，但也注意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
教练员我是当不了的，也不想当。但我想做一个清醒的观众，在必要时喊那么一嗓子。比如，我认为“平衡医学 ”或“达尔文医学”恰恰点出了目前医学所忽视的症结，而大多数过于精深的专家还没能跳出圈子来看到它，那么我就有义务喊几嗓子，把我看到的观点告诉大家。当然我也可能喊错了，喊出了外行话，或者医学科学家们实在不愿意听，反正我已经尽到了自己的内心责任。
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科幻作品千人一面，在中国的科幻作家中，有那么两三个注重哲理思考的人也就够了。如果端出来的尽是一道菜，读者很快就腻味了。比如，刘慈欣、何宏伟、王亚南等都给科幻文坛带来一股清新之风。
吴岩： 我觉得您的早期作品过分凡尔纳化了，缺乏威尔斯的批判性。在文学描述方面，好像也没有追求过分的人物命运的艰辛。我想起生活中的一件事情，在10多年前，一些人在报纸上说科幻作家对社会主义失望了，思想有“黑影”，还把一些作者的科幻作品说成是精神污染。其中的个别人，****中受过别的知识分子都曾受到过的迫害，但却在****后一反常态，左得要命。四处写诬告信不说，还以自己是“上级领导”的身份，跑到下面的省市的科协去大兴问罪，要求他们停止报刊发行，清理精神污染。等诬告被澄清之后，人们看到当时的信件，这才知道许多莫须有的东西是怎么出笼的。有趣的是，这位好人对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至今没有任何忏悔，大大方方地移居国外，摇身一变，成了维护民主自由和加强对中国进行文化监督“新人”，还建立起自己的网站。网站上还大开纪念韦君宜的专栏。说实话，我只读过韦君宜一部作品，叫《思痛录》。我个人感觉，韦老最大的贡献就是能剖析自己，忏悔自己的作为。但上述那位仁兄却毫无忏悔之意。象这样的“个性丰满”的人，在您的作品中，怎么那么少呢？您是否承认您的作品在剖析人性、给青年人呈现出复杂的社会生活方面，存在着缺憾呢？或者，您是否认为应该保护青年，不让他们这么早就接触到生活的严酷和复杂呢？
王晋康：我的小说中人物形象历来较弱，这是我自知的。有不少女读者对我文中女主人公形象薄弱啧有烦言，实际她们不知道，我文中男主人公的形象也比较单调。我是以哲理思考为主而不是以社会批判为主，人物难免受局限，所以写得较成功的是那种有殉道者激情、性格沉郁的哲人――偏偏大多是男人。
你说我的早期作品过于凡尔纳化，这个评价不大全面。与凡尔纳不同的是，我从开始就在进行着对科学的反思，但缺少社会的反思，亦即你说的威尔斯的社会批判性。
你说的那种宝贝到处都有。前天刘兴诗老师来信，说他有一篇小说“美洲来的哥仑布”，构思达20年，看书，参观博物馆，甚至连岩石的颜色都作过考证，但某些人却组织一个小青年把它骂得一无是处。但令人欣慰的是，在刘老师批驳之后，那些组织者道了歉。这一点真难得呀，那些用种种卑鄙手段给中国科幻使绊子的人，那些说中国举办一次国际性的科幻会议就是里通外国的人，今天有谁道过歉呢。今天的大学生恐怕不知道这些。
我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可能你还没注意到，那就是：极少出现反面人物。即使反方主角，也大都是因为理念的不同而非人格的卑劣。我确实是把社会过于理想化了，也许，我该把现实中存在的这类角色写进作品中去？
吴岩：中国科普界有很多大师，但几乎没有大的作品。我们的一些研究生也在思索这个问题，期望做出一些成果。但我想，结果可能是有限的。这一点，文学专业比起科学传播专业来，有很多缺陷。许多学生来自中文专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自然科学或者技术方面的训练。科幻文学在中国文学领域中存在了多年，您觉得是否已经产生了大的作品呢？您自己的哪些作品是不朽的呢？
王晋康：中国的科幻文学就阶段来说，大致与美国黄金时代类似。在短篇中有一些已经达到美国黄金时代一流作品的水平，长篇还弱一些，尤其是社会批判性的小说更弱。我自己的作品，如果能有一篇，至多两篇被定为“中国90年代科幻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