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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再往北是西伯利亚－蒙古边境，在阿尔泰山、杭爱山与肯特山一带戈壁北面的莽莽草原上，生活着成群的游牧部落，这些人是突厥、蒙古与通古斯人的后代，他们的语言都属于阿尔泰语系。他们在亚洲高原相同的气候条件下，过着同样的动荡不安、颠沛流离的生活，因此从人种的角度讲他们是极为相似并有着血亲关系的。旅行家格勒纳尔这样描绘他们的面貌，“他们的脸都比较宽阔，塌鼻子、高颧骨、小眼睛、厚嘴唇、胡须稀少、头发黑硬，皮肤因长期经受日晒雨淋而呈深褐色，身躯短而粗壮。”这一描写同马赛林、鲁卜鲁克以及中国史学家们的记载基本相同。这是一种典型的匈奴人或蒙古人的相貌特征，那里气候恶劣，冬日冰天雪地、狂风肆虐，夏日烈日炎炎、酷暑难当，在这种长期同自然斗争的生存条件下，他们渐渐形成了强壮而富有活力的身体条件与相貌特征，可以同爱斯基摩人或者法兰西戈斯的农民相媲美。
这些部族中，有几个部落的确切地理位置到目前为止还难以确定，因此只能根据他们的大概情况作假定的推断。
乃蛮部落属于突厥－蒙古族，大概生活在今天的科布多地区与乌布苏湖一带，它的西端直至黑额尔齐斯河与斋桑湖附近，东端则达色楞格河上游一带。“乃蛮为蒙古语，意思是‘数字8’。虽然它的名字是蒙古语，但他们的官方语言却是突厥语，由此推断，乃蛮人很可能是蒙古化了的突厥人。”部落中许多人是景教的忠实信徒。《世界征服者史》书中这样写道：“景教在乃蛮部落中拥有大量的信徒，特别是公元13世纪时，该族王位继承人、著名的屈出律就是由这个宗教培养起来的。”不过，《秘史》指出，萨满教对乃蛮人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该教的影响，他们在战争中甚至能够呼风唤雨。在文化方面，乃蛮人受居住在他们南面的回纥人影响较大。公元13世纪初，回纥籍学者塔塔统阿（汉字音译）被乃蛮国王任命为掌印和记事官，回纥突厥文成为乃蛮部落的官方通用文字。同样，中国（当时为女真或金朝）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乃蛮国王的名号“塔阳”就是一个最具说服力的例证，因为这曾经是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的自称，是从汉语“大王”一词而来的，而塔阳可汗的父亲亦难赤·必勒格同样是驰骋南北的领袖人物。
乃蛮部落以北，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居住着突厥人的部落黠戛斯人，他们的酋长被称为“亦讷儿”。公元920年前后，黠戛斯人遭到了契丹人的痛击，他们被从鄂尔浑河上游地区赶走，之后便在历史上销声匿迹。
在同乃蛮人争夺鄂尔浑河上游的战争中，克烈部落也曾声威远震。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到底居住在哪里仍然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许多东方史学家认为他们应该居住在鄂尔浑河上游色楞河的南部，即土拉河与翁金河流域，也就是近代的三音那颜部的领土上。也有一些东方史学家们则认为，乃蛮人的足迹曾经延伸到了更遥远的东方，一直到和林地区，因此克烈部落的领地也许应从那里开始。克烈人通常被认为是突厥人的一支。“由于在蒙古人的原始传说中从未提及他们，现在还很难说克烈人到底是受了突厥影响深刻的蒙古人，还是正在蒙古化的突厥人。但不管怎样，许多克烈人的名号却是突厥语的，‘脱黑鲁勒’就是突厥人的名字，而不是蒙古人的名字。”公元1000年前后，克烈人归顺了景教，叙利亚历史学家巴赫不烈思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分析，克烈部汗王在草原上迷失了方向，这时圣·薛儿吉思出现了，他救下了克烈部汗王。于是在当地基督教商人的怂恿之下，汗王请求马鲁的景教主教额白哲苏为他和他的部落举行圣洗礼，如果不能亲身前来，也可派一神甫。巴赫不烈思还引用了白哲苏于公元1009年写给景教驻巴格达主教约翰六世（死于公元1011年）的一封信，信中说当时有20万克烈部落的突厥人和他们的汗王接受了圣洗礼。
到了12世纪，克烈部的王室成员仍然沿用着基督教人名。在西方，人们常把这当作“约翰长老”传说的史料之一，另一处来源与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有关。成吉思汗的祖先（克烈部汗）自称马库思不亦鲁，在戈壁以东建立王权，与塔塔儿人展开了战争，后被塔塔儿人打败，塔塔儿人把马库思不亦鲁钉在木驴上，送给了远在北京的金国人。后来马库思·不亦鲁的妻子刺杀了塔塔儿汗王，替夫报仇血恨。马库思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忽扎忽思，这是带有基督教义的名字，另一个叫古儿罕。马库思不亦鲁死后，忽扎忽思继承了王位，忽扎忽思死后，他的儿子脱黑鲁勒成为克烈部族的新汗王。脱黑鲁勒继承王位后，同叔叔古儿罕之间展开了斗争，由于古儿罕有乃蛮王亦难察的支持，脱黑鲁勒一度曾被古儿罕驱逐出境，后来在成吉思汗的父亲、蒙古族酋长也速该的支持下，脱黑鲁勒反败为胜，反将叔叔古儿罕驱逐出境。公元1199年，远在北京的金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也给予脱黑鲁勒强大的支持，终使其战胜塔塔儿人，成为当时蒙古地区最强大的汗王。为此，北京的朝廷不但重新肯定了他作为克烈部族酋长的权力，而且封他为“王”，这一封号是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脱黑鲁勒具有了汉文与突厥文的双重名号。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成吉思汗最初也不过是脱黑鲁勒王帐下的一名臣仆。
成吉思汗
12世纪的蒙古（2）
蔑儿乞部作为突厥族或蒙古族的部落，生活在克烈部落以北、色楞格河下游和贝加尔湖以南的地区。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蔑儿乞部和克烈部落中曾出现过基督教徒。从蔑儿乞部再往北，贝加尔湖以西，曾经出现过蒙古族的斡亦剌部（蒙古文意为“联盟”）。通古斯族索伦人的祖先索朗族就生活在满洲的最北端——额尔古纳河与黑龙江之间的土地上，至今还有通古斯族的索伦人居住在那里。由此往南，塔塔儿人游牧于克鲁伦河的南岸、从贝加尔湖附近直至兴安岭的大片草地上。以前人们大多认为塔塔儿人是通古斯族，但伯希和却不这样认为，他通过多方考证认为，塔塔儿人不是通古斯族，但他们所讲的话却显然“是属于蒙古语系的”。在公元8世纪的和硕－柴达木突厥碑文中就已经提及到他们组成的联盟，称为“九姓塔塔儿”，或称作“三十姓塔塔儿”。当时的塔塔儿人居住在克鲁伦河下游地区。到了公元12世纪，塔塔儿人已经成长为所有北方民族中最野蛮斗士，对汉族－通古斯族王国以及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此时的成吉思汗已经初露头角，为了击败塔塔儿人，北京的金国朝廷对成吉思汗非常器重，给了他强有力的支持。
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居住在今天外蒙古的东北，鄂嫩河与克鲁伦河之间。从历史角度与名称意义上讲，那时的蒙古人才是地道的蒙古人。从这一时期的亚洲版图上可以看到，在成吉思汗和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部落出现之前，历史上就已经有了关于蒙古语言的记载。这同我们此前提到的在突厥部落兴起之前就已经有了突厥语的意思是一样的。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公元3世纪的鲜卑族、公元5世纪的柔然与厌哒族和公元619年欧洲的阿瓦尔人都被归入更早的使用蒙古语言的民族；同时我们还认为，在公元8至12世纪之间起过很大作用的契丹人当时所说的语言应为蒙古方言，不过，后来那种蒙古方言与通古斯语言的不断融合，逐渐转化为另外一种语言。作为更加原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