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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和煦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大地，驱散了夜晚留下的寒气。学校门口，许多人聚集在大红的通知下。
通知为认真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全校师生员工今天下午二点，在操场集中，召开“学习、贯彻毛主席最新指示动员大会”，希准时参加。
特此通知。
第二中学革命委员会驻校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二中学红卫兵团指挥部1968年12月22日
李卫东载着白晓梅，风风火火地回到家，匆匆忙忙吃了早饭，又往学校赶。
自行车急速地驰着，街道两旁的房屋、树木在迅速地向后退去。坐在车后架的白晓梅尽管被一夜的狂热搅得很累了，可仍强打着精神，而且，心中还有一个疑团未解开，便问李卫东：“你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是不是又要我们学农呢？”
“完全不一样。这次是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广播不是说，要大家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吗？”
李卫东一边踏着自行车一边说，还不时回过头来，“说不定还要在农村住上一段日子。你没注意到会宁县让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那就是把户口都迁到农村去。”
“为什么要到农村去住呢？”白晓梅似乎有点不明白，“我们学校不是也学农了吗？是不是刘队长还说了什么？”
“也没说什么。我只是猜测罢了。”李卫东有点不置可否地说。
其实，李卫东也只能猜猜而已。最新指示才发表几个钟头，他能知道些什么呢？
虽然几年前，也曾有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时，毛主席也号召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指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于是，一大批城市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并且涌现出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一批知青榜样。
另外，由于城市就业机会有限，一批中学毕业又找不到工作的青年，在得到某些领导所作的“去农村煅炼二三年后，保证回城安排一份满意的工作”的许诺后，也纷纷到农村山区，创办起一个个“五四青年农场”。他们在洒下辛勤汗水的同时，也种下了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进工厂当工人。这样的话，就是辛苦几年也是值得的。
然而，正当那些农场知青日夜渴望的回城期限即将到来的时候，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随着各级政府机构的瘫痪，原先许诺他们、拍着胸脯打保票的大大小小的领导们一个个倒台，自顾不暇，哪里还顾得上他们？回城的希望逐渐渺茫。
回城的诱惑促使农场的知青们与有关部门进行一次次的交涉。他们据理力争：以前的领导是代表政府说话的，怎能不算数？那些没有下乡的青年很多都安排了工作，而我们下乡这么多年了怎么就没有份？然而这一切终归无济于事，回城的泡影在经过一次次碰壁后终于破灭了，他们纷纷倒流回城市。
几年来辛辛苦苦种下的果树萧条了，开垦出来的土地荒芜了，农场的各种财产成了附近一些农民侵夺的对象。最后，甚至连门窗也被拆走了，只剩下一间间四面临风的破房子。
吃的没有了，住的没有了，农场最终被迫解散。但农场知青们的户口却无法迁回城市，只好装在口袋里，成了一群没有人管也无人敢管的新游民。
前车可鉴！
眼下这刚刚拉起的帷幕，会不会又是一场重蹈覆辙的悲剧呢？只有天知道，谁也无法预料。况且，北京及其它一些城市的知识青年已经先走一步，到农村插队落户了，你能怎么样？
一进学校，李卫东马上找到了高云峰，两人交谈了各自的看法，李卫东也道出了自己的担心。
高云峰却是一脸的无所谓，他拍了拍李卫东的肩膀，用一种老于世故的口气说：“你呀，真是想得太多了。这有什么好想的？不就是到农村去吗？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教育好了再回来，有什么可担心的？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何况我们枪林弹雨都经过了，还有什么比那更可怕？再说，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
“对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是要坚决执行，而且要带头。”李卫东毫不含糊地说，“我并不是怕什么，只是感到有些问题还不大明白，等会儿讨论，要从哪里说起？”
“从哪里说起？”高云峰怔了一下，“我们去找刘队长，看他怎么说。”
两人走进工宣队办公室，只见刘队长正坐在桌前看一份文件。见他俩进来，刘队长便招了招手说：“你们来得正好，我正想找你们。你们先看看，这是市革委会刚刚又送来的文件。”说完，把文件递了过去。
两人接过文件，仔细地看了一遍。文件并不长，除了重复《人民日报》编者按的主要内容外，并提出了凡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都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同时要求各有关单位，广泛宣传，密切配合，以保证这场上山下乡运动顺利进行。
等两人看完文件，刘队长又说：“文件你们拿去，赶快找几个人，马上翻印。
每个同学一份。另外抄几份，贴在校门口和食堂边。然后组织同学，按文件的要求开展讨论，结合实际，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安家落户，做上山下乡的先锋。
要争取在中午前把决心书拿出来。“
“我们一定拿出来。”高云峰坚决地说，然后与李卫东一起走出办公室。
李卫东拿着文件，他感到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着他必须毫不犹豫地向前走去，而不管对这种使命的前因后果理解认识如何。他感到手中的纸似乎有点沉。
白晓梅在广播室里，对着麦克风念完了校革委会的通知以及市革委会关于动员三届毕业生上山下乡的文件，然后，把收音机调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频道上。
喇叭里不断传出全国各地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报道。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广州等各大城市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纷纷表示，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毛主席指向哪里就冲向哪里。各种各样的讨论会、报告会内容和决心书充满了电台、报纸。仅仅一夜之间，一场轰轰烈烈、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了。
白晓梅拿起抄收的《人民日报》编者按，细细琢磨字里行间的意义，又认真地倾听广播中的各种各样报道，再对照刚才念过的市革委会的文件，隐隐地感到似乎有什么不一样。
毛主席仅仅讲了“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编者按则把到农村安家落户当作“一种值得大力提倡的新风尚”；决心书似乎走得更远，号召大家扎根农村，建设边疆，做新一代有觉悟有知识的社会主义新农民；而市革委会的文件更是明明白白地要求各有关单位，全力协调，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一切，来得是那么的突然，让你始料不及；行动又是那么快，容不得你考虑，就已经把你推向运动的波滔之中。而这一切，又是那么神速，那么有条不紊，似乎这是一场策划已久的运动。
想到这里，白晓梅脑子里的思绪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拉不回——虽说过去读的书，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下的学校里读的，可毕竟掌握了一些基本知识。而且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风雨洗礼，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观念和生活方式，已被连根拔掉，只剩下对革命的忠诚与对领袖的敬仰。如今，这些思想已经被彻底净化了的红卫兵，却还要到农村当农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白晓梅也曾幻想着哪一天能重新上课，将来当个医生或者设计师，至少也当个工人，就是从来没想过当农民，而且是远离故乡，到山区去，甚至是当一辈子！可眼前的一切，却似乎告诉她，上山下乡当农民是唯一的、也是别无选择的道路。
广播中不断播出各地欢庆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的报道，白晓梅的眉头却不由微微皱了起来。她真有点不明白，既然知识青年需要再教育，城里的工人阶级不是更合适吗？不是说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对革命最彻底、最坚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农村中的贫下中农只是革命的同盟军。如果把这大批的知识青年送进工厂，那革命的力量岂不是更壮大，红色的江山岂不是更稳固了吗？
“再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再学习。如果仅仅是为了接受教育，那些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的贫下中农，担当得起教育者的重任吗？如果说到农村是为了学会农业知识，那学校不也开展过了吗？
为了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