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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从来不以人的意志改变的，先是战事吃紧的报道通过留守在后方的家属们悄悄地传播着，母亲的泪水和忧郁已经把她病弱的身体完全拖垮了，她病危的时候还在轻轻地呼唤着父亲，握着我们姐妹的手，不忍离去。姐姐哭得晕倒在母亲的床边，我知道，这些日子她内心的煎熬比我还要重多少倍。依然没有父亲的消息。
雨阵亡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站在门口，望着他曾经站过的地方，那里他曾经笼罩在阳光中，向我微笑。他是英雄，我没有想到斯文的雨会是那样的勇敢，在万里长空中击落3架敌机后，驾驶着负重伤的飞机再一次撞向鬼子的飞机。他的生命，他的爱情，在蔚蓝的天空中划过一道永远的痕迹，深深地刻在姐姐的心头。我伸出手，抱住的不仅是空气，还有伤心。
姐姐在楼下呆呆地坐了一天，脸色苍白。她什么也没有说。
我的姐姐一年后死于肺病。正是秋叶红满山的季节，姐姐的嘴角凝固着动人的微笑，我知道她在那个世界见到了雨，这个永远成为我初恋的男人。
拉开窗帘，已是傍晚，残阳如血。
暮色中依稀有一道光亮划过长空。
我知道，那是雨永远的凄美。
我的初恋◎戴军
记得初恋时，很年轻。
初中毕业以后，我进了上海的一家化工厂，一个刚走上社会的孩子，对未来的生活是没有丝毫想法的。
现在想起来，当时的那些超重体力的活，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应该是一种惩罚吧，谁让他不想在学校里读书呢。
因为个头的原因吧，我被分到的工段，应该是全厂工作强度最大的地方了。领导找我谈过心，说你这孩子本质不错，先在最艰苦的地方干着，表现好就让你去团委上班。
所以，我就乐得屁颠屁颠地去了。
工作时间是“三班倒”，就是三天早班，三天夜班休息一天，然后三天午班，工作性质是挥铲子铲铁泥，拉劳动车，一天干下来，整个人是黑色的，很像煤矿工人。
但我咬咬牙还是能撑过来的。
也许是年轻吧，把这些活干完以后，我还有精力到处游逛，一个一个车间去找同龄的孩子玩。
一直走到三车间，我见到了她，就走不动路了。
她叫小青，很瘦但很美，工作服穿在她身上空旷得可以变魔术。
她把一头天然卷曲的长发塞在帽子里，后脑勺好像长了一个包。
每天，我一看到那个后脑勺上长“包”的人，心头就像小鹿乱撞，我和她翻三班的时间是一样的，找了个机会，我们就认识了。
从此，我每天只要一干完自己的活，要找我的话就得去三车间了。
我矫健的身影出现在了小青的工作岗位上，帮她开阀门，关管道，投原料，抄数据，打卡，买饭，还有就是接送她上下班。
那时的我，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但已俨然以她男朋友的身份自居了。
小青的歌唱得非常好，轻轻柔柔的，很有几分邓丽君的神韵。
每次上夜班，干完活，我们就坐在锅炉的平台上，我给她讲一些莫名其妙的鬼故事，希望她会吓得往我怀里躲，但她总是笑嘻嘻的听我讲完。
而我是个想像力极其丰富的人，讲着讲着，倒是我自己经常会被自己描绘的情景吓得半死。
冬天的时候最快乐，我们就坐在锅炉边上，把冻得麻木的双脚搁在炉壁上取暖。然后，我就会求小青唱歌给我听，她轻柔的歌声在冬夜里有一种清澈的纯净，暗红的炉火映在她的脸上，一闪一闪的，她长长的睫毛下，眼神是那么的晶莹剔透。
那时候，我觉得她是如此的美丽。
她的歌唱得好，很快就在厂里出了名。我每天踩着自行车载她上下班，她纤小的手搂住我的腰，我觉得好有面子啊。
这一年，化工局要搞文艺调演，她是厂里的代表。作为护花使者，我陪她来到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她选了一首邓丽君的情歌来参赛。
那时候，我还是个愣小子，完全不懂唱歌，每天都央求她在锅炉边给我唱那首歌，她的歌声对于我来说无疑就是天籁啊。
比赛那天，等她唱完了，台下一片掌声。小青就下来坐到了我的身边，她用眼神问我，怎样？我伸出大拇指对她晃了晃，因为我觉得她太棒了！
她的手就紧紧地勾住了我的手。
我们就静静地坐在台下看别人比赛，谁也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抓得很紧。
职工比赛，什么表演形式都有，唱歌、跳舞、相声、小品。我觉得小青还是挺不错的，这种不错感觉一直维持到了毛阿敏出场。
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对那一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直到今天，我还没见过哪一个歌手，可以在台上那么的光彩夺目。
毛阿敏一出声，就把所有的人给镇住了。
她在台上唱歌，其他人的表演一下子就沦陷成了街边地摊的杂耍了。她的身上好像有一个光环，她唱歌的时候，整个光环就一直笼罩在她身上，让人无法直视她。
我和小青坐在那里，手脚冰凉。
回去的时候，大家都有些灰溜溜的。小青靠在我的肩膀上，轻轻地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唱成她那样啊？
我心想：你想太多了吧，这辈子休想了（没敢说出来）。
小青开始唱歌厅了，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她的保镖。
我们住在闵行，那时候的路还不好走，坐长途车去上海要一个多小时。
我们就每天坐三个小时的车去上海挣五块钱的演出费。
小青唱完歌已将近午夜时分，我们再坐夜间的长途车回家。上海的冬夜是那么的寒冷，破旧的车子里四处漏风，在“乒乒乓乓”的响声中，我们紧紧依偎，相互取暖。
过了那个冬天，渐渐的，请小青演出的人多了起来，她开始一晚唱两三场，她开始有些不愿意我跟着她跑场了。
嘴上虽然没说，但我还是能感觉出来。每次她向别人介绍我都很不情愿，说我是她的好朋友，但别人都能看出来我们的关系。
直到那一天，出了那件事。
那天在厂里，刚吃过午饭，我们就坐在操场边上，看技校的那帮和我们一般大的孩子们踢球。
这时，就听到一声巨响，感觉脚下的土地也有些轻微的颤动。然后，就见厂区的东面腾起了一股浓烟。
然后，一个像飞碟一样的东西旋转着，从天空中高速划过。
我们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知道出事了。
紧接着，又是一声巨响，这次因为“飞碟”离我们比较近，所以响声也就特别的惊心动魄，我们知道，“飞碟”着落了。
我们一群人寻声飞奔过去，只见一个硕大无比的锅炉盖子躺在五车间的门口。
大铁门给砸烂了，大锅盖的前方不到五米处躺着一个女工，已经昏了过去。身体在微微地颤抖，她的两只脚被锅盖硬生生地切了下来。
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看着还在抖动的锅盖，然后看到了女工的那两只脚，在五米以外。这五米的距离，除了散落了两只脚，还散落了一些碎碎的、白白的骨头渣子。
小青躲在我的怀里，已然面无人色，抖得像疾风中的稻草人。
我使劲地抓住她，如果不抓紧她，我想我也会摔倒。
小青回家就大病了一场，然后，她就请长假不来上班了。
而见不到小青的我，不久也离开了化工厂，开始了我的流浪生活。
我有很长的时间见不到小青，也得不到她的消息。
每次回闵行，她总是不在。不在家，不在厂里，她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而我每次回家也只能待几天，所以，我总是带着遗憾走上南下的路。
在异乡月明星稀的午夜，我也常常想念她。
想念她的歌声，想念她的长睫毛，想念她冰凉的小手，想念我们靠在锅炉上取暖的情景。然后，我躺在八个人一间的宿舍里，蒙上毛巾，静静地流泪。
又是一年的春节，我和全国各地的民工一起挤了几天的火车，脏兮兮地回到了上海。
母亲对我说，小青前两天来过了。
我平静许久的心又狂跳了起来，追着母亲问：小青怎么样了？她变化大吗？她说什么了？
母亲苦笑着道：她过得不怎么好，找了个男朋友，比她大挺多的，她家里就很反对，她和家里闹翻了，现在住在男的家里呢，准备过年结婚。
然后母亲又说：这次是来送请柬的。
我一把抢过请柬，仔细一看，结婚的日期就是我回家的那一天。
我在寒冷的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