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何海峰摆摆手，让其他人不要插话，他自己沉吟了片刻，点了点头，说道：“小林说得对，要解决东北的问题，的确是需要一些非常的手段。不解决政府官员的观念问题，投资商就不敢来投资，那么光靠我们政府的力量，要改变东北的面貌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样吧，我明天就约见一下省里的领导，和他们认真地谈一下这个问题。”
476 病去如抽丝
在熟人面前，林振华说话一向是不留情面，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像“官官相护”这样的话，无论是俞菊英和吴德铭，或者黄冈，都不敢在何海峰面前直接说出来。不敢说，不代表大家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在这些天的调研中，大家都有和林振华相同的认识，那就是浑北市企业大范围亏损的问题，根源在于当地政府官员的惰性。
东北作为老工业基地，这么多年来，为国家做了许多的贡献，这是事实。但另一方面，东北受到国家的眷顾也是非常多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了156项重点工程，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落户于东北。例如，在全部24个机械项目中，东北就占了13个，包括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仪表厂、哈尔滨汽轮机厂、哈尔滨电机厂汽轮发电机车间、哈尔滨炭刷厂、哈尔滨滚珠轴承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沈阳第一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沈阳风动工具厂、沈阳电缆厂。
无论在哪个年代，一个地区的话语权都是与其经济地位密切相关的。在计划经济年代里，东北由于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争取政策和资源方面也具有相当强的优势。以职工工资来说，1978年，全国国有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644元，而辽宁省为687元，吉林省为712元，黑龙江省为763元，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所谓“共和国长子”的优越感，是有其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当地的官员养成了对国家的严重的依赖感，企业生产、固定资产投资、居民生活消费，一切都是由国家包办的，官员们只要照着国家的要求办事即可，不需要多动什么脑子。
与之相反的是，在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出于海防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国家布局的重型工业数量很少，属于被计划经济遗忘的角落。也正是因为这种爹不亲、娘不爱的处境，促使这些地方不得不处心积虑地自谋生路，这也就培养出了一种敢闯、敢试的市场经济作风。
风水轮流转，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日渐衰微，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珠三角大胆地踏出了吸引港资、侨资的步伐，一跃成为全国经济的排头兵；江浙地区则从乡镇企业起步，靠着走街串巷收鸡毛这样的小生意，创下了一份令世人瞩目的家业。在金融危机年代里组团杀到大洋彼岸去抄底收购房地产的温州老板们，在改革开放之初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如果当年国家给了他们一个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他们还会有下海闯荡的勇气吗？
东北的繁荣，得益于计划体制；东北的衰败，同样源于计划体制。福兮祸兮，谁能预料呢？
何海峰是一个睿智的官员，他有在基层工作的经验，也有在体改委接触高层的阅历，对于中国改革的问题，他看得非常透彻。在此前，他一直有些犹豫不决，不敢去触动地方上的官僚体系，总是试图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去解决问题。
林振华的激烈言辞，给了何海峰深深的触动。的确，如果不改变地方官员的观念，不打破旧体制的束缚，仅仅依靠国家不断地输血，是不可能改变东北的状况的。正如林振华所说，如果官员没有树立起为企业服务的意识，而是仍然把自己当成企业的婆婆，有谁敢来这里投资？
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何海峰便立即行动起来。他先是与东三省的省委书记、省长们进行了反复的沟通，统一思想，随后便飞回北京，向政治局和国务院做了一个关于东北问题的长篇汇报。中央认可了何海峰的报告，另外派出了一个由国务院副总理牵头，包括中组部、人事部等单位官员在内的体制改革小组，前往东北开展工作。
在随后的几年中，国家从中央部委和南方一些省市抽调了大批的干部，前往东北任职，为东北官场带去新的观念。同时，东三省也积极组织本地官员到东部沿海省区去参观学习，接受市场经济观念的薰陶。上海、广州等地的党校都专门开设了面向东北干部的培训班，专门向来自于东北的地方官员们灌输市场经济意识。
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要改变东北地方官员脑子里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意识，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但东北这些亏损企业的兼并重组工作，却无法再拖延下去。所以，在国家对东北官场作风进行整顿的同时，何海峰带领的工作团队，也一刻都没有停止工作。
根据何海峰的安排，林振华留在浑北，专注于研究浑北市的亏损企业。浑北的机械工业底子很好，仅千人以上的国有机械企业就有六七十家。汉华的主业就在机械领域，所以对这些机械企业情有独钟。林振华从公司调来了一批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人员，开始逐家筛选这些企业，从中挑出自己有意兼并的对象，浑北锻压机械厂等一批企业被列到了值得优先兼并的名单之中。
浑北锻压机械厂始建于张作霖年代，迄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是国内重要的锻压机械制造企业，技术力量非常雄厚。在60年代我国自行设计制造万吨水压机的时候，浑锻压就曾经派出过技术人员和工人参与攻关。在停产前，浑锻压拥有3500多名职工，年产值1个多亿。而如今，这家厂子已经完全停产，3500多名职工除留下少数人负责维持一些日常事务之外，大多数人都已下岗。下岗职工们有些在浑北市里找一些零工做，有些在街边摆摊，还有一些就干脆窝在家里，成天打牌度日。
浑锻压陷入亏损的原因，主要是产品陈旧，缺乏市场竞争力。凭心而论，浑锻压的产品质量在以往还是非常不错的，但在功能方面就乏善可陈了。有些企业有独特的功能需要，其实只要在原有产品上做一些不大的改动就可以满足，但浑锻压对于这样的要求一概不予理睬，颇有一些店大欺客的意思。
在计划经济年代里，浑锻压的产品是通过国家指令性计划调拨分配的，用户没有选择余地，即使有什么意见，也只能闷在自己的肚子里。那些有特殊要求的企业，往往在购买了浑锻压提供的设备之后，还要自己再进行改造，费时费力，而且改造的效果也不够好，早已积累下了不少的怨气。
市场放开之后，国外的同类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一些沿海的乡镇企业也以仿造的方式开始制造锻压机械，投放市场。资金比较充实的用户，开始转而使用进口产品。那些资金不足的企业，则选择了乡镇企业的产品。那些乡镇企业生产的山寨产品虽然质量上有些欠缺，但贵在服务意识良好，不论客户提出什么样的要求，它们都会予以满足，而且价格上也比浑锻压要优惠得多，一下子就把浑锻压的市场给抢走了。
就这样，从80年代中期开始，浑锻压陷入了亏损的状态。一开始亏损额度不大，国家还有一些所谓政策性亏损补贴，足以把缺口补上，所以浑锻压的日子依然过得比较滋润。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的实力不断增强，产品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浑锻压的产品就更没有市场了，亏损幅度越来越大，最终走向了停产的境地。
在这个过程中，郭贵宝等企业领导的贪腐和不作为也是浑锻压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面对着企业亏损的局面，郭贵宝等人没有扎扎实实地去进行市场调研、寻找企业亏损的原因，而是把精力主要用于搞好政府关系，希望能够从国家获得资金以及政策保护，挽回亏损的命运。此外，由于预见到企业最终可能会破产，上上下下的许多干部都带着“此时不捞、过期作废”的心理，利用各种机会为私人谋取利益，这就使得浑锻压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
为了解决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企困境，国家曾经几次下拨资金，用于企业的更新改造，浑锻压也从浑北市计委获得过几百万的更新改造资金。然而，郭贵宝早已对浑锻压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拿到资金之后，只是象征性地投入了一小部分，更新了几台设备，余下的都以各种形式转入了小金库，用于厂领导的消费。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