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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文说，雷蒙•；阿隆是“先入存在主义现象学之门”，萨特当时“还未入存在主义哲学之道”，1933年，在同阿隆谈话后，萨特“赴柏林专攻存在主义”。这里柳先生显然是将存在主义与现象学混为一谈了。事实是，阿隆去柏林攻读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并不是什么存在主义现象学，当时压根就没有什么存在主义。1933年萨特去柏林，也是攻读胡塞尔的现象学，而不是“专攻存在主义”。实际上，存在主义是“二战”后人们加给萨特哲学的一个称号。刚开始萨特曾拒绝这一称号，后来这种叫法在社会上流行开来，萨特也就接受了。他作的那个著名演讲就叫“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萨特怎么可能在他自己的哲学还没有形成的时候，跑到柏林去专攻自己的哲学呢？这样说岂不是一个大笑话！
柳文认为，萨特哲学的“主旋律”，也是他“最成功之处”，“就是选中了‘存在’、‘自我’这一个人人都要面对、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加以思索的‘事物’，的的确确‘从中弄了出哲学来’。”首先指出这句话中一个小毛病：存在、自我，不是一个事物，而是两个事物。其次，萨特哲学的根本概念是存在和自我吗？不是的。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并不笼统地谈什么存在，他的整个哲学就是为了解决意识与存在的二元论无法解决的难题，为此他提出自在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作为其哲学的基本概念。
也许柳文这样说的根据是“存在主义”这个名称本身：既然是存在主义，显然是把存在放在第一位，强调存在的重要性。殊不知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这种误解来源于翻译。我国学术界把萨特哲学说成是存在主义，这其实是一种误译；更确切的译法应该是生存主义。存在主义的“存在”是existence 而不是 etre ，存在主义的法文是 existentialisme ，它强调的不是那个无所不包的存在（etre），而是人的生存状态（existence）。由于这两个词都可以译成“存在”，在没有阅读原文而又粗疏地对待译文的情况下，很容易把两者混为一谈。实际上，那个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存在先于本质”，更准确的译法应该是“（人的）生存先于（人的）本质。”
总之，萨特强调的或者作为“主旋律”的并非什么笼统的存在，而是人的生存，或者是自由。在他看来，人的生存和自由是一回事。对于自由的论述是萨特哲学的核心。在《存在与虚无》中，他通过自在与自为的关系，给予自由以本体的地位，他的哲学也可称为自由本体论。
柳文说“自我”也是萨特哲学的主旋律，不知有何根据？实际上在萨特哲学中这个概念相对来说不很重要，与以上所说的概念无法相比。在《存在与虚无》中论及自我的只有两三小节。
柳文认为，由于文学家萨特身上具有的哲人化倾向，使得他“与那些第一流的艺术大师比肩而立，虽然他在艺术形式上并无什么特别惊人的开创。”哲学与文学的结合确实让萨特在文学创作中获益非浅，使得他的文学作品可以达到相当的思想深度，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也常常为文学和哲学的相互串流而苦恼，这时他的文学创作会受到他不希望有的干扰，他必须首先将全部哲学思考放进一部著作之中，才可能静下心来进行文学写作，《辩证理性批判》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的产物。也就是说，哲学和文学在萨特那里并非总是相得益彰的，有时两者的分离反而更有利于他的文学创作。
按照柳文所说，萨特在文学上能够达到第一流的水平，似乎主要是由于这种哲学化倾向，而“他在艺术形式上并无什么特别惊人的开创”。可以这样下断言吗？例如他的小说《恶心》，难道不具有一种完全属于萨特艺术个性的东西吗？这样的作品是无法模仿的，它具有一种萨特独有的艺术风格，我们可以很轻易地将它从其他作家哪怕是很相似的作品中区别开来。又如萨特的戏剧，他用“境况剧”来说明其特点，这一名称也获得戏剧界的公认，相对于以前的性格剧来说，难道不是在艺术形式上的一种“惊人的开创”吗？再如萨特的传记《圣热内》和《词语》，也都具有“惊人的开创性”。从形式上讲，《圣热内》本是为热内作品写的一个序，最后写了578页，成了一本书。这恐怕是人类自有书籍以来最长的一个序言。而且它变成了一个关于热内的传记作品。它对传主热内的影响就是，使他整整6年几乎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一部传记作品会对传主（他本人也是一个作家）在精神上产生这么巨大的影响，这在传记史上也可以说是仅见的。《词语》是萨特的自传，或者是他关于童年的回忆录，但我们从中看不到丝毫传统的自传或回忆录的痕迹，它采用一种立体、交叉、复调的写法，将形象、体验、分析、心理、历史、理念……看似随意，其实是精心安排、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使一个人的偶然的人生经历变成一种超时空的世界真理。这样的自传虽然不一定是后无来者，但我想，应该当得起“前无古人”这四个字。
总而言之，萨特在写作文学作品时是特别讲求形式的。他写哲学论著时差不多不打草稿，有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而写文学作品他要连打七、八遍草稿。例如他在一张纸上写下三行字，然后第四行是写在另一张纸上，为的是留下大量空白处好作反复修改。这种反复修改的过程就是在艺术形式上不断推敲的过程。另一方面，萨特在文学写作中往往不受既定艺术形式的束缚，敢于不断创新，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殚精竭虑，“语不惊人誓不休”。他有不少文学作品都是未完成的，也没有发表。那是他认为写得还不够好，没有超越过去的自己，不能令他满意，宁可弃而不用。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应该说，萨特文学作品“在艺术形式上”是不断有所“开创”的，有的还“特别惊人”。
第四部 继续（1980…2005）萨特的永恒价值（2）
关于文学家萨特的政治化倾向，柳文有一个基本估计：“60年代以后的萨特应该说是斗士兼作家，以他的政治社会活动在他生活中所占的比重之大，以及他尚存的一部分写作生活实际上也大都围绕他的社会政治活动而言，他在某种意义上要算是一定程度的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了。”这里“斗士兼作家”是修正柳先生自己以前所说，那时他称萨特为“作家兼斗士”；柳文的意思是，“二战”以后，60年代以前，萨特的身份是以作家为主，兼搞政治；60年代以来，则成为“专业社会政治活动家”，而文学创作不是主要的了。
柳文这一概括说得过于笼统，而且在时间的划分上是不准确的。为什么以60年代为限？这样划分有什么根据？实际上，“二战”以后，萨特提出“介入”的思想，认为作家必须通过他的作品，对当代各种重大社会、政治事件明确表态，从而保卫具体的日常生活中的自由。他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时代而写作。自那以来这一根本立场和态度就没有改变过，一直坚持到他去世。如果一定要用作家、斗士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萨特，那么，我可以说的是，他始终是一个“作家兼斗士”，即使在他从事政治活动比较多的时候。关于此点，萨特和波伏瓦在1974年8…9月间的长篇谈话中曾有论及：
（）
波伏瓦：在你看来，文学总是保有同样的价值，还是在你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时它就变得有点失去价值了？
萨特：不，政治不会使它丧失价值。
波伏瓦：你怎样看待这两者的关系呢？
萨特：我的观点是，政治活动应该努力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文学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与苏联的想法正好相反。但我从没有政治化地看待文学问题。我总是把它看成自由的一种形式。
波伏瓦：有没有过这样的时期，与政治问题相比，文学如果不说是无意义的，那么至少也是只有次要的意义？
萨特：没有，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不是说文学应该放在首位，我只是说我注定要去搞文学。政治也搞，像一般人那样，但特别要去搞文学。
我觉得萨特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他也是这样做的。60年代以来，萨特仍然主要从事文学创作，他的重要文学作品《词语》、《家庭的白痴》前三卷完成于这一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