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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审判美国（1）
60年代，美国开始侵略越南。萨特坚决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他在一个讲话中说：“今天越南人民正为我们全体而战斗。这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和进步力量应该联合在一起，打倒这个傲慢自大、残暴无耻的世界警察，来曲折地呼唤自由。现在在越南，我们的命运正在被决定；正是在那里，我们将发现是否存在着对我们既无剥削又无异化的可能性，是否有任何可能让第三世界国家从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中得到利益，获得自由和尊严。正是在越南，通过今天经受的痛苦和折磨，给我们指示着前进的道路。”（《萨特自述》）
1965年初，美国康乃尔大学邀请萨特去作反对美国干涉越南的讲座。这个大学是反对越南战争的先锋，教授们曾向美国总统约翰逊递交过抗议书，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美国派兵在越南南方消灭游击队。萨特同意去美国。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从２月７日开始，美国以北方参战为借口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萨特感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应该去美国。他向康乃尔大学说明理由，还向报刊发表谈话回答了有关问题。他认为，在这时去美国会在不发达国家特别是古巴和越南引起愤慨。开始，美国左翼不理解萨特的态度而指责他，后来逐渐认识到，萨特是对的。他拒绝邀请造成的影响比去后发表谈话大得多。
这一年在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萨特发言说，不应该屈服于美国的讹诈，而应该真心实意地支持越南，这是防止战争升级的唯一办法。越南人热烈鼓掌，苏联作家爱伦堡则批评萨特支持中国。萨特认为，苏联对越南的支持是不冷不热的，它本来可以猛烈地反击美国，这并不会引起世界大战，因为美国人并不比苏联人更希望有这种战争。
1966年7月，一个叫舍恩曼的年轻人找到波伏瓦。他是美国人，住在英国，是罗素基金会的秘书长。他向波伏瓦介绍了伯兰特•；罗素的计划：仿照纽伦堡审判的先例，成立一个法庭审判美国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他邀请她和萨特作为法庭成员参加。他还特别声明听证会在巴黎举行，他们不必全参加，只是在最后作出裁决时出席两三天。萨特和波伏瓦同意了。 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明了这个法庭的性质：“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在于判断美国的政策是否有害，这对我们当中大部分人来说是毫无疑问的，而在于调查它是否在法律的意义上犯了战争罪行。”
11月，在互助大厅举行了反对越战会议。大厅坐满了人，多为年轻人。萨特说：“我们支持越南，不只是从道义上考虑，越南人也是为我们而战！”全场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12月，萨特写了一篇文章，宣布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的存在，并驳斥了审判没有意义的说法。他说，这个法庭将完全用法律的方法来确定美国是否犯有战争罪。法庭裁决将以纽伦堡应用的法律、布里昂德─凯洛格条约和日内瓦公约为基础。
1967年1月，萨特到伦敦会见舍恩曼和许多法官，规定审判法规。在巴黎还开了其它的会，有时郎兹曼作为萨特的代表参加。法庭原定在巴黎举行，但戴高乐不想得罪美国人，拒绝给予法庭成员签证。于是法庭又同斯德哥尔摩接触，瑞典政府先是拒绝，后来又勉强同意。这样，萨特和波伏瓦就必须去外地来介入此事。
5月，萨特和波伏瓦来到斯德哥尔摩。法庭的名誉主席是罗素，他年事已高，留在英国，不参加具体活动。萨特是执行主席。南斯拉夫人德杰迪将主持开庭。他曾同铁托一起作战，铁托受伤的那天，他的妻子正好被杀。他本人头部也受了伤，有一块弹片至今医生无法取出。 战后德杰迪曾在南斯拉夫担任重要职务，后因抗议铁托对一位作家的迫害而被判刑。在被允许离开南斯拉夫后他到了美国，在大学教书。现在萨特和波伏瓦同他成了朋友。其他法官多为各国著名法律专家或高级知识分子。
开庭前萨特致函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要求美国派律师在法庭上辩护，对方没有作直接答复。但腊斯克对新闻记者说：“我不会跟一个94岁的英国老头玩小孩的游戏！”萨特对这种态度作出反应，他发表谈话把罗素同腊斯克作了比较，指出腊斯克只不过是一个平庸的国务院官员而已。
在斯德哥尔摩的日子异常紧张，每一天的日程都被排得满满的。萨特和波伏瓦几乎没有单独说话的机会，也没有时间读书看报。经过无数次的讨论、投票、起草文件、统一意见，最后，萨特宣读了一份文件，陈述了裁决的理由，然后让人们提问并回答问题。最后，第一轮审判终于圆满结束。整个会场爆发出热烈掌声，古巴人放声大哭，越南人眼里充满泪水。
11月19日，萨特和波伏瓦从巴黎飞往哥本哈根，法庭设在离城20英里的一个工会大楼内。这次审判活动不仅又有了许多新的控告材料，还有３个目击证人，一个是特种部队成员，他自己动手打过俘虏，自称战犯；一个是黑人，也在拷打和大屠杀现场，他按照军官的命令，枪杀过一个妇女，原因仅仅是她走向指定集中地点时不够快。还有受害者出庭作证。
12月1日，法庭最后一次开庭。会堂座无虚席。萨特宣读判决书。法庭一致认为，美国人使用了禁用武器，以与战争法相违背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俘虏和老百姓，犯了种族灭绝罪。法庭还一致谴责美国对老挝的侵略，谴责泰国和菲律宾作美国的同谋。法庭有３个成员认为日本帮助了美国，但它不是侵略越南的同犯。在对所有问题作了回答后，法庭审判圆满结束，会场响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大家相互拥抱。
多年后，萨特在回顾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的情况时指出它的意义：“如果人民能够制止政府宣布战争，那就太好了，但那时不是这种情况，至少我们可以同相同的力量一起建立一个审判法庭，听从人民的认可。这是我们想要做的。我们的争辩和讨论对于我们首要的使命来说是第二位的，首要的是给群众一些他们为自己阅读和判断的东西。这样，如果我们能够产生足够的影响，获得足够的支持，我们的判决就是有效的。正像已经发生的那样，我们干得不错，因为我们是在提供的证据的基础上，控诉了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美国人，并判决他们的这种罪行。”（《萨特自述》）
他进一步分析说：“罗素审判战争罪犯法庭产生于一个双重的矛盾的认识中：纽伦堡审判表明创立一个调查战争犯罪机构以及在需要时作出判决的必要性。今天，无论是政府还是人民都还没有创立这样一种审判机构。在这里我们充分认识到，没有一个人委托或授权我们干我们正在干的事。但如果我们采取了主动行动，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没有一个人可以授权给我们。显然，我们的审判法庭不是一个机构，我们也不想取代某个已经存在的机构。相反，我们的审判法庭诞生一个普遍的不可能性，诞生于一个需要充实的空虚，诞生于一个遍及全世界并因此其自身无法听到的控诉。这个审判法庭相信，它的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它的完全的无力和它的普遍性之上。”（《萨特自述》）
这一时期萨特还在密切关注着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他一直对犹太人问题深感兴趣。在战前他就发表了《一个工厂主的童年》，对反犹太主义者作了辛辣的讽刺。他对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极度厌恶，一个原因是其对犹太人的态度。战后萨特对犹太人问题作了更深入的研究，他的《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思考》一书是一部经典之作。甚至在他对阿莱特的特别钟爱中，也不乏他对犹太人深切同情的因素在内。
1967年萨特和波伏瓦出访埃及和以色列。在此之前，他们从这两个国家获悉，它们都同意他们同时访问另一国。2月，萨特和波伏瓦受埃及《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的邀请去埃及访问，海卡尔是埃及总统纳赛尔的朋友和发言人。陪同他们的有郎兹曼和一名埃及新闻记者。在机场上海卡尔迎接他们一行。他们下榻的饭店距尼罗河只有几步之遥。第二天他们参观了开罗博物馆，以后又多次参观，里面收藏着整整一个古埃及文明历史。
由于斯芬克司和金字塔早在照片上见过，他们第一次看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