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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觉得很滑稽，萨特仍然郑重答应了。
1962年1月7日，萨特在波拿巴街的住所又挨了炸弹。这次炸得很厉害：门被炸开，壁橱被炸得粉碎，楼顶开了天窗，地板上尽是纸片，墙上、天花板上、地板上蒙着一层烟垢：萨特再也不能搬回来了。波伏瓦和博斯特去看了现场。这时，楼里住的一个50多岁的有钱人向他们吼道：“都是因为你们搞政治才弄到这个地步，让我们跟着遭罪！”
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萨特立即收到许多表示慰问的电报和信件，福克斯还代他接了不少慰问电话。他的一些朋友还在被炸现场示威，高喊：“秘密军队组织杀人犯！”在一家饭馆，一个顾客走上来同萨特握手说：“尊敬的萨特先生，您是好样的！”
萨特现在寓所的房东也知道萨特的身份了，他怕引火烧身，想撵他们走。萨特再次搬了家。正好搬家那天，对面一栋楼又被炸，虽然这次目标不是对着萨特的。他和波伏瓦找了一所公寓，离塞纳河很近，环境还不错。公寓坐落在一所大军营的中间，后来他们才知道，有两名秘密军队组织的杀手就在这个军营里，这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
1962年春，萨特应邀去布鲁塞尔作一个关于阿尔及利亚和法西斯主义的演讲，博斯特开车送他和波伏瓦去。由于比利时的法西斯分子力量很强大，一路上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直到临出发的前一刻，对方才以事先约定的暗语通知萨特他们怎样走，中途还换了车，有几辆载着荷枪实弹的士兵的汽车护送。
到达的当天晚上，萨特在一个工厂大楼的6楼作了演讲，听众多达6000人。在大楼附近，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警察。萨特就主题作了全面而简洁的阐述，演讲产生极好的效果。一位在现场守卫的警官对波伏瓦说，他也完全被萨特的逻辑力量征服了。
1962年4月8日，法国举行公民投票。结果表明，差不多每一个法国人都赞成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但这可能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结束的。7月初，萨特在莫斯科，得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和秘密军队组织之间达成协议，实际上秘密军队已开始投降。7月5日，阿尔及利亚人欢庆独立。7年来，萨特和他的朋友时刻盼望着这一天，它来得太迟了，而且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萨特此时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
回顾过去这一段经历，萨特既是在极度痛苦中度过的，同时又充分体验到自己的自由。从十四、五岁起，萨特就有了一种明确的政治态度：把殖民主义看作一种反人类的兽行、一种为了物质利益毁灭人的行为。自由使他成为一个人而殖民主义却毁坏了别的人。因此，要使自己立身为一个人，就意味着要反对殖民主义。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辩证理性批判（1）
1958年，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由于左派在全民投票中的惨败，萨特精神状况极坏，身体也出现危险症候。他开始经历一场危机。这时他正在写新的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沉浸到复杂艰深的哲学世界中，对他或许是一种解脱；但过度紧张的脑力劳动，也许是他的危机状态的重要诱因。
萨特对于辩证法的探讨开始于1945年。在写《圣•；热内》一书时，他已经对辩证法有深入的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于这书中。这本书虽然不是哲学著作，却充满了关于自由思想的辩证意识，萨特对它是很满意的。
从1952年开始，萨特的思想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一段时期他停止了文学阅读和写作，用大量时间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哲学对他成了一种政治性的东西。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与共产党决裂，而他又不想向右转，在政治上处于一种被流放的状况。这时他觉得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产党人拒绝加以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到底。正好他的波兰朋友约请他写一篇关于存在主义在1957年的境况的文章，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把数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系统地论述出来，实际上是想确定自己哲学的地位，首先是同辩证法的关系。萨特写得很快，他在三、四年的笔记中匆匆记下来的思想得到清理。这篇文章以《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表在波兰《创作》杂志1957年第4期上。后来这个长篇论文在《现代》杂志上重新发表。为了适应法国读者的要求，也因为原来的本子不是很好，萨特改写了它，并改题目为《方法问题》。
正如这篇论文的题目所显示的，它探讨的是方法论，也就是“今天我们是否有方法来创立一种构成的和历史的人学”这个问题。在结束《方法问题》3个月后，他开始写《辩证理性批判》，这是他的哲学或人学辩证法本身。
萨特集中精力写这部哲学巨著，还有一个原因是想结束长期以来文学、哲学串流的状况。自从他花大工夫研究辩证法以来，他一方面进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坚执地进行着紧张的哲学思考。结果这两个方面老是串流，哲学思考对文学创作有了干扰。不论他在写什么东西，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这些思考加于其上。现在他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了。他得首先把自己的全部哲学思考──用他的新术语说就是人学的政治基础──作一番清理，放进一部专门的著作中，然后才能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
萨特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写这本书，甚至达到疯狂的程度。平时写东西，他总要停下来思考思考，修改修改，有时还把写完的一页撕掉，然后从头开始。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他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又一页，根本不回过头来读一读，看看自己写了些什么。萨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他的笔赶不上思想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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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这种状态，萨特服用兴奋剂科里特拉纳。一天的剂量是常用量的１０倍。这样干了一天，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他终于精疲力尽，神经松弛下来。于是他的表情发呆，说话颠三倒四。晚上他们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度过，萨特常常要喝一杯。这时波伏瓦就对他说：“就喝这么多吧！”但他不够，波伏瓦只好为他斟上第二杯，接着他要第三杯。但这样他就会酩酊大醉。长期服用兴奋剂，使萨特的动作表现出一种神经质。他甚至在坐着的时候手肘也在不停地动。他激动起来就喜欢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波伏瓦房间的地毯，因为他的走动被磨破了一大块，她不得不去把它补好。
实际上，这种用过量兴奋剂支撑着的长期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危害。他的舌头糜烂了，听力大大减退，有时处于半聋状态。一次波伏瓦去他那里，足足按了5分钟的门铃没有人答应。她想他是不是出去了，就坐在楼梯口等他或萨特母亲芒西夫人回来。坐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出来：“会不会是他突发心脏病倒在房里了！”她越想越可怕，赶紧橇门扭锁，闯进他的房间：嗨，他正好好地坐在书桌旁写东西呢！原来他什么都没有听见──波伏瓦虚惊了一场。
《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奇书。它大气磅礴，行文如长河巨流，一泻千里；时有突发异想和神来之笔；放得开也收得拢，在错综复杂的分析之中显得游刃有余。但它在文字上不够简练，有许多长句子长段落，篇幅也过长，让一般读者难以读下去，这也许跟他当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有关，但这不是根本问题之所在；正如萨特自己在几年后所说，即使他当时能够写得更好一些，也不会与现在的书相距太远。他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句子很长并加了许多引号、括号，这是因为每句话都表现了一个辩证运动的总体。
如果说《存在与虚无》还可以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类比，那么《辩证理性批判》在哲学史上无法找到可比的作品，这就是萨特的独创性。这是哲学，但几乎不含一丝一毫的形而上学气息；这是人学，但同那种以考据为主的人类学毫无共同之处；它不是历史专著，但处处充满了历史意识，积淀了几千年人类历史的深层经验。萨特没写这部书前，没人能写出这样一部书；他写出这部书后，人们又觉得早就应该有这么一部书了。
《辩证理性批判》有一个基本概念是“匮乏”；关于匮乏的思想是萨特人学理论的基石。在萨特看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