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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往往让热内本人也感到吃惊。
这书对热内的影响是深远的，使他有6年时间几乎完全不能认真地去写什么东西，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只是“愚蠢地机械地活着，打开一扇门，点燃一支烟”。一本传记能对传主的生活产生这样强烈持久的影响，这在文学史上是仅见的。写了这书以后，萨特和热内的关系渐渐冷淡了。他们很少再见面。有时赤裸裸的真实像一堵墙，会把人们彼此隔开。
在完成《圣热内》以后，萨特的思想正在发生一个重大变化：他开始从对文学着迷状态中解脱出来，最后甚至达到激烈否定文学的地步。1954年8月，萨特和波伏瓦驾车在法国旅行。这时萨特的身体状况不好，心情尤其糟。一天晚上，他向波伏瓦喊道：“文学，全是狗屁！”他滔滔不绝地谈论着，发泄着心中的厌恶。在他看来，文学再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从童年起，一直到将近50岁，萨特都是把写作看成某种呈现真理的东西。风格、写作方式、词语，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真理。在他看来，一部文学作品不仅仅是物体，不仅是同世界的一种关系，而且也是同真理的关系。特殊的真理不是由科学或逻辑的方法提出的，它是从书自身的美、从它的价值来到他这里的。萨特深深相信这一点。
现在萨特开始认识到，那种对文学的痴迷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真正的神经官能症──跟他以前的作家例如福楼拜的没有什么不同──是他的资产阶级本性的反映。生活中有比文学多得多的东西。这一切促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词语的价值。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去理解自己的这种神经官能症，试图发现是什么使一个9岁的孩子陷入“文学神经官能症”，而其他同龄的孩子却是正常的。这样，在1953年，萨特花了很多时间写自传，或者说，在作自我分析。而这也是他青年时代的一个宿愿。他在18到20岁时，头脑中总是盘旋着一个念头，要把自己经历的一生写下来，这是指到了50岁的时候写。现在，他对自己说，到时候了，让我们开始吧，于是他就写了起来。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无立足之地（2）
萨特想从政治观点出发写他整个一生，他的童年、青年和中年，给它一种共产主义的政治意义。他给这书取名为《无立足之地的让》，“让”是他的名字，“无立足之地”意指自己没有任何财产，一无所有。萨特把自传写到他母亲再婚时，发现自己并没有去描写本来打算写的童年，完全没有。在关于他本人和他的环境的描述上，这个稿子写得很糟糕。他想说明自己不断地渴望着变化，跟自己过不去，跟他人过不去，然后变化了，最后变成了他本来一开始就应该成为的共产主义者。这显然是不真实的。萨特觉得这样写下去有问题，但他一时还难以解决，于是他就把它暂时放下不写。
萨特在这里是矫枉过正了。他写这个自传时毫不考虑它的文学价值，而专注于它的政治意义。但是，正像文学可能是一种神经官能症所体现的不真实一样，政治也可能是一种神经官能症的体现，也可能表现出一种不真实。文学虽然没有绝对价值，它也不是毫无价值的。实际上，在萨特对文学的彻底否定中仍然含有一种他自己未曾觉察到的假像。要想完全抛弃四十年已经成为生命或本性的东西，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他可以改变对文学的看法，他也可以投身政治，但归根到底，他仍然不可能不是一个作家。
这一时期萨特在文学领域里最有成就的是戏剧。1946年11月8日，萨特战后的第一个剧本《死无葬身之地》首次公演。这个剧以抵抗运动为题材，主要围绕着投敌分子对抵抗战士的严刑拷打展开。拷打和酷刑是萨特在战争期间一直在苦苦思索的问题。他常常问自己：“当我被抓起来拷打时，是否经受得住酷刑的折磨？会不会招供？怎样才能挺住？”他也常常思考施刑者和受刑者的关系。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被他写进这个剧本。
评论家和一些观众对这个剧表示不满，这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这时以前的投敌分子正在重新上台，资产阶级作为德国人的帮凶，对关于抵抗运动的戏剧大为恼火。萨特写这个戏剧，也确有唤起人们记忆的用意。他想提醒人们，这些抵抗战士受到拷打，他们是勇敢的，那时人们谈论他们的方式是有些卑鄙的。
但这并不是萨特写这个剧本最深层的意义。他在这剧上演前接受采访时说：“这不是一个讲抵抗运动的剧本。我感兴趣的是极限的境况以及处于这种境况之中人的反应。我一度想把剧情放到西班牙内战中去。剧情发生在中国也未尝不可。剧中人提出的问题折磨过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我怎样才能经受住拷打？’”
稍后，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一书中专门有一节谈到酷刑问题，它完全可以看成是《死无葬身之地》的理论解说。萨特指出，拷打首先是一个贬损人性的问题。无论牺牲者承受着怎样巨大的痛苦，最后还是由他自己决定，什么时候这痛苦已无法忍受，他不得不开口招供。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拷打，如果受刑者垮了，招了供，他作为一个人的意志就被用去否定自己是一个人，使自己成为施刑者的同谋，并由此把自己抛向耻辱的深渊。施刑者明白这一点；他等待着对方挺不住而开口，不仅因为可以得到他欲求的情报，还在于这将再次向他证明，他的拷打是对的，而那个人是一个只配用鞭子教训的畜生。因此，他竭力去摧毁他的同类的人性。作为后果，他也摧毁了自己的人性。
大多数抵抗者虽然也遭到残酷拷打，被火烧热烙，被弄瞎双眼，被残体断肢，他们并没有开口招供。他们打破了恶的循环，重新肯定了人性──为了他们，为了我们，也为了拷打他们的人。他们这样做时既无见证，也无帮助，更无希望，往往连信仰也不复存在。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一个相信人的问题，而是要做一个人。于是他们保持沉默，而人就诞生于他们的沉默之中。在他们对抗施刑者的沉默中，这活火保持着自身。包围着他们的，什么都没有，除了这漫长的极地之夜，没有人性，毫无意识；他们甚至看不见它，只是由于感受到这透骨的寒冷才猜到黑夜的存在。
萨特最后说：
我们知道，在一天中的每一时刻，在巴黎的各个角落，人被一百次地毁灭和再生。我们被这些拷打所困扰，没有一个星期我们不自问：“假如我被拷打，我会怎样呢？”这个问题单独地把我们带到自身和人类的边缘。我们摇摆在人类否定自身的非人地带和人类从中汹涌而出、创造自身的不毛沙漠地带之间。5年时间。我们活得恍惚失神，由于我们没有把自己的作家职业看得很轻松，这种恍惚失神状态仍然影响着我们的写作。我们着手创造一种极限境况文学。
萨特的戏剧《死无葬身之地》就是这种极限境况文学的典型。在这个剧的演出过程中，观众们受到很大刺激。特别是第二幕拷打的情景。男主角的尖叫声使他们难以忍受，有的女士几乎晕了过去。善与恶、人与非人、道德与暴力、施刑与受刑、敌人与爱人、肉体与精神、……在思考拷打和酷刑产生的问题上，恐怕没有比《死无葬身之地》更深入和震撼人心的了。
萨特另一出产生更大轰动的戏剧是一个7幕剧《肮脏的手》。剧中的主角雨果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为了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愿意担当刺客的角色，但他时时处于道德的焦虑之中，总想在任何情况下保持自己理想的纯洁性。同他形成对照的是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贺德雷，他为了达到目的可以采用任何手段。这个剧本发表在《现代》杂志上。1948年4月2日，《肮脏的手》首演并获得巨大成功。首演时萨特有事不在场，演出结束后人们纷纷来到波伏瓦和博斯特所在的包厢，同他们握手，向他们表达对萨特的祝贺。他们说：“真出色，真是演绝了！”观众的反应十分热烈。
评论界的反应使萨特感到意外。共产党评论家对《肮脏的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认定这是一个反共的戏剧。他们说：“萨特为了几张钞票，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把最后一点尊严和正直都出卖了！”资产阶级评论家看到共产党反对，他们就拼命喝彩，说这个剧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