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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养了托比之后，他喜欢在我身前欢快地奔跑，我则在后面懒懒地走，有时会在附近的咖啡馆坐会儿，还跟着面包房热情的老板娘学了一点点德语。
但大部分时候很糟糕，那些绝望的黑色如潮水一般涌来时，我甚至打过托比，用过各种东西，有时是锅铲，衣架，手上随便一个什么就砸过去。
可是他从来不哭，也不叫，挨了打就呜地一声跑开，但他很快就回来，然后睁着黑色的湿润双眸，望着我躲在房间里崩溃痛哭。
按照德国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我已算是虐待动物，已经足够让我剥夺动物的领养权，可是托比一直陪着我。
后来我再也舍不得打他，我尝试过鞭打自己的双腿。
托比一次又一次地阻止我，然后依偎在我的身旁，用头蹭我的怀抱舔舔我的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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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性格沾染了我的坏处，也有孤僻之处，有时我们怄气，却又在孤独里互相拥抱。
我的爷爷在我离开国内的第二年因病去世，小姑姑瞒了我很长一段时间，但最后我还是得到了消息，那夜我在教堂跪了整整一个晚上。
家里人都不是基督教徒，不知道我的忏悔和祈祷他能不能在天国听得到。
情绪在极端的压抑和痛苦之下，默德萨克教授建议我可以寄托宗教，康城有所湖区主教教堂，哥特式穹顶下角落里的风琴手有一张虔诚忧郁的面容，我坐在椅子上，耳边圣歌围绕，我抬头望着阳光穿过彩绘的玻璃窗顶，一格一格缓慢地移动，心里的那个困兽慢慢平静下来。
我情况渐渐得到了控制，默德萨克教授在工作的间隙，他偶尔会和我聊聊天。
Emma是我在开始接受治疗后，才得知我人已经到了德国。
她致电给我，抱怨着说：“映映，火灾发生时我托人寻边了伦敦的所有医院，都不见有你的名字。”
“Emma，谢谢你的关心。”
“映映，你赠我的那幅画，有人开了天价要买走。”
“Emma，那是你的画，你有权处置它。”
“但是若有人打听画者的下落呢？”
“你可告知了旁人？”
“拜托，那时我亦不知你在何处。”
“那就好。”
“你不想听听是谁买了它？”
“不，我不想。”我挂了电话，出去草地上陪着托比玩丢球。
这条街道房子相隔都有一段距离，邻居之间很安静。
能够独立正常生活后，我进入一个专科学校修读无用的艺术史，经过教授的介绍，我每个月有几天固定去康城一个自闭症儿童教育训练机构，教那里的小朋友画画，然后收集他们的绘画给心理学家进行比对分析，以对他们进行相应的治疗。
默德萨克教授建议我可以工作，我是因为当时乘坐长途火车上来到欧陆时，因为烫伤的发炎和感染，和我一个车厢的一名护士教会了如何我给自己包扎和注射，默德萨克教授有一个医学研究诊所，他建议我去上培训课程，他说倘若我愿意，可以在他的诊所成为一名很好的护士。
我微笑着告诉他，我会好好考虑。
我的前半生，从未想到我会做一名护士，而如今却漂流在茫茫大海，早已失去了方向。
我在学校开始有了一些朋友，他们邀我去聚会，我学会了煮土豆青菜卷，蘸色拉酱和肉末，一样可以吃得津津有味。
“Yin，你应该开心一点。”高大漂亮的女孩子，总是拍我的肩膀。
我总是微笑。
他们宽厚的善意，接受一个总是习惯沉默的、中国来的女孩，不懂包饺子，不会唱茉莉花。
大雪纷飞乡愁四起的无数个失眠的夜晚，我坐在窗台上，用酒配香草奶酪，一点点地喝下去，酒精会使人麻痹，而后获得轻松。
直到灰黑的天空缓慢透出光亮。
如果这世上有命运，不知道它是如何流转，竟要我付出如此惨痛代价。
我不过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男人。
前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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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再也不敢记得。
再也不敢记得一丝一毫。
不敢有一丝的念头，不敢有片刻的松懈，来放任自己的回忆，来记起我的祖国，我长久居住的湿热的南方城市，我深深爱过的情人。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心理逃避症状。
但至少我可以痊愈。
无论何种形式，我至少要痊愈。
直到我离开国内的第四年。
甚至比我料想到的要晚了一些。
我在苏黎世，重逢劳家卓。
（三七）
我在康斯坦茨大学认识的一个师姐，研究生毕业之后在苏黎世工作，几个礼拜前苏黎世政府和国内一家文化传媒公司筹划联合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节，需要中国女孩子充当翻译接待宾客。
她原本接下了这份工作，谁知道在展会开始前几天，她丈夫临时生病需住院开刀，她急急找到我来顶替她。
我据实以告：“我的词汇还不足够完全翻译古典文化。”
“不要紧，我手上有资料，你回去看看，没多大问题。”师姐将一大叠纸张塞到我手中：“映映，拜托你了。”
我挑灯苦读了几夜的单词，然后和几个在当地留学的中国女孩子一起坐火车去到了苏黎世。
从火车站出来时，苏黎世大雪茫茫，我们上了接待的巴士，驱车前往酒店。
艺术节设在一个五星酒店，饭店正门飘扬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时逢中国农历新年，大堂内悬挂大红灯笼，整个展厅都被古香古色的中国折扇，屏风，和书法布置得古意盎然。我抵达后看了一下相关的合作单位，有苏黎世州政府的负责经济和环境的委员，还有中瑞合作管理培训项目负责人，国内参与的有好几家高新科技和新能源发开的公司，这已经是一次中瑞合作的高规格商务洽谈。
接待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了我们的领队，国内来的一位公关公司经理，她自我介绍叫马莎莎。
马莎莎领着我们一组八个人，基本都是附近大学的留学生，一天工作大约七八小时，负责的是在前台接待客人以及陪同重要宾客，如果针对某个项目有合作的意向，可以找该公司的负责人商谈，不过这项工作由另外的专职翻译来做，所以我们这群女孩子主要是出售笑容色相，然后才是兼职做翻译。
在第一日工作时我发生过一次偷偷躲进洗手间查阅资料的丢人惨景，但总算勉强能应付了下来。
第三日傍晚轮到我休息，我从酒店出来搭车去了机场。
在机场出境口，高大帅气的男人推着行李车从出来，脸上是熟悉的灿烂笑容。
我笑着对他挥挥手。
唐乐昌大步上前揉我的的毛线帽子，然后将我一把扛起来：“映映！”
我享受着他热情拥抱：“好久不见，你好吗？”
唐乐昌笑吟吟地说：“见你一面真不容易，真高兴你给我打电话。”
他久久握着我的手，端详我的气色，然后放轻了语气问：“映映，你好吗？现在，还需不需要——”
我摇摇头：“好了……”
四年前唐乐昌将我送至威尼斯后，随后返回美国读书，我妈妈过世我离开意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联络。
直到西蒙尼告诉我上次那位送我过来的男孩子寻到了威尼斯他的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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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是给他打了电话。
唐乐昌接到电话即刻说要来看望我，被我强烈否决，但他坚持要来。
我那时因为服用药物，整张脸都是浮肿的，我不愿见他，对他从起初的沉默无言到后来崩溃至大吼大叫，他只是见过一次我发作的样子，至今心有余悸。
唐乐昌那时在乔治敦读外交学院，课业也非常的忙，但他坚持写邮件给我，我们间或也会见面，大约每年一次。
最后一次见他时，我已经通过了教授的心理评测，决定搬到博登湖畔。
他仍时不时地给我打电话。
经过这些年的变故，我们之间年少时那年的儿女情长小情思已仿若隔世，他始终维护关爱我如同亲人。
他见过我最凄惨丑陋狼狈不堪的样子，我从此之后反而能够对他自如坦诚。
我对他微笑：“没事了。”
他深深地拥抱我，语气有丝哽咽：“你坚强得令我骄傲。”
我声音是诚挚的：“唐乐昌，谢谢你。”
唐乐昌毕业之后在比利时大使馆工作，他此行有车过来接，我们上了车，往城里开去时，高速公路上正在交通管制。
毗邻苏黎世的一个小镇在举行世界经济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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