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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黑格尔同为思想史上曾经对于辩证法或多或少加以精确研究的两个思想家。
亚里士多德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二元和折衷的思想和态度，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温和民主制的主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这种思想和态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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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政 治 学
虽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所代表的阶层不同，虽然他们的政治主张也不相同，他们却都是奴隶主国家的忠实拥护者。
然而，就是在柏拉图的时候，也已经有了某些奴隶主阶层分子，鉴于城市国家中不断的“党争”
，根本厌倦了城市国家的生活，怀疑“为了求得良善的生活，必须参加国家生活”的看法，而认为：在道德上，个人追求良善生活是自足的，国家的生活可以与此无关。苏格拉底的学生安蒂叙尼（ＡｎｔｉｓAｔｈｅｎｅｓ）
的制欲主义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
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希腊化”时代。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这种“隐逸”或从国家中“引退”的思想，大肆攻击。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曾经斥责那种把生活的水平缩减到最低限度的必需品上去，是“猪的国家”而不是人的国家。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也曾说过：一个人若能离开国家而生存，他不是个野兽，便是一个神。这师徒两人的逻辑是：不加入城市国家就不可能过人的生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作为坚决拥护奴隶制的思想家，他们之有这种想法是不奇怪的，因为维护奴隶制度首先必须维持奴隶主的国家政权。
远在公元前五世纪，欧里庇特（Ｅｕｒｉｐｉｄｅｓ）的剧本中就有反对奴隶制度的明显主张。
“只有一件东西给奴隶带来耻辱，那就是‘奴隶’这个名字；在所有其他方面，奴隶并不劣于自由人，所以他也有个公正的灵魂。”
这就是说，从“自然”出发，奴隶制度是没有根据的。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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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学７
为奴隶和自由民是一样的，奴隶之所以为奴隶，完全是“人为的”
，那是社会制度使然。可是，亚里士多德对于奴隶制，却持与此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奴隶制是合乎自然的制度，奴隶生来就比常人低劣，而且他们还有着与常人不同的性质；他们没有理性，他们不能统治自己而必须由他们的主人来统治。
他们是工具，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罢了。他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只是活的工具，而不是“人”。如果说上引这类词句只是些反对奴隶制的标语口号，那么，柏拉图对话集中的《高尔吉亚篇》（Ｇｏｒｇｉａｓ）里所说下面的话，不管原来是为了证明什么结论，至少也可以作为“奴隶是强力造成的结果”
的论证：“……假如一个人具有充分的自然力量，……把我们成文的法令、欺骗和鬼话，以及违反自然的法律，都一概摒弃，并且置诸脚下，那么，这个人不但不能做我们的奴隶，而且还要超乎我们之上，做我们的主人。”
可是，对于这种分明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必然演变而产生的、用国家暴力镇压来维持的奴隶制度，亚里士多德却硬要把它说成是“自然的”或“合乎理性的”制度。可见，作为奴隶主阶级的大知识分子，亚里士多德的阶级偏见是极深的。
在这种偏见之下，他便把国家视为公民的联合团体，而他所谓“公民”
，则是指既有治人的能力也能被治的人们。这样，在公民中不但排除了和他们同是圆颅方趾而只是不被当做“人”看待的奴隶，也排除了劳动阶层：因为，在他看来，劳动人民过于依赖他人的命令，而没有统治的能力，所以不适宜于享有公民的特权。他所谓“人生来便是政治的动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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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政 治 学
句话中的“人”
，也不过只是奴隶主富有阶层的代称而已。亚里士多德这种看法，显然是对于当时奴隶主阶级内部分化的一种辩护。因为，事实上，在雅典这个“最民主的”希腊城市国家中，能够参加所谓“直接民主政治”活动的，也不过是奴隶主阶级的中上阶层而已；至于贫苦的自由民，是没有机会参加那种活动的。
正是在对于公民持这样一种看法下，正是把国家视为这样一些公民的联合团体，亚里士多德才提出他对国家性质、目的和起源的学说。
三
国家是什么？国家的目的是什么？这都是《政治学》开卷第一章所要回答的问题。由上节所讲公民的身分和政治生活的成员和内容看来，我们已经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是阶级暴力，它是一定的阶级为了压迫其他阶级而创设的暴力机关。就希腊的城市国家说，很明显，它是奴隶主阶级为了镇压奴隶阶级而创设的暴力机关。
然而，亚里士多德却说：国家是社会团体之一，它囊括其他一切社团；既然每一个社团都以一种善为目的，则国家便是以最高的善为目的；伦理学研究个人的善，政治学则是探究人群的善的。在这些意义上，政治学被他认为是最高的科学。
这一说法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个掩盖国家阶级本质的学说。固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歪曲了国家的起源和本质；但他的手法却是先把国家和社会等同起来，然后再用成立社会的需要来顶替建立国家的理由，从而令人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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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则是社会）乃是人类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可是，亚里士多德却把国家同其他社会团体分开，并突出国家的地位和作用，说什么国家是最高的社团，它的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把国家和社会分开而找出理由，说明国家是必要的、中立的、为“人民”谋福利的等等，乃是此后绝大部分的剥削阶级思想家袭用亚里士多德否认国家阶级本质的办法。西塞罗（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４３）说国家是“人民的事务”
，阿奎那（Ａｑｕｉｎａｓ，１２７—１２７４）认为国家的职能是使“公民得到快乐而有道德的生活”
，这些固然都是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就是近代思想家如博丹（Ｂｏｄｉｎ，１５３０—１５９６）认为主权是国家特有的权力，它是划分国家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标准的看法，也显然可以从中考出亚里士多德的语汇和基本概念。
至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洛克（Ｌｏｃｋｅ，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卢梭（Ｒｏｕｓｅａｕ，１７１２—１７８）等等，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边沁（Ｂｅｎｔｈａｍ，１７４８—１８３２）
、孔德（Ｃｏｍｔｅ，１７９８—１８５７）等等，以及帝国主义时期的法学家如狄骥（Ｄｕｇｕｉｔ，１８５９—１９２８）
、凯尔森（Ｋｅｌｓｅｎ，１８１— ）等等，无论他们用什么具体论据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他们都是采取先把国家和社会或其他社会团体分开，然后再为国家的权力辩护这一办法的。
当然，采取柏拉图那种把国家同社会混为一谈而后再说明国家权力的必要性的办法的，也不乏其人；但这个办法在社会愈益向前发展、阶级斗争愈益趋于激烈之后，便愈发不能欺骗人民了。
剥削阶级在阶级斗争中有他们一套手段和“理论”
；但是，阶级斗争的科学却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才有的。亚里士多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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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政 治 学
所以得出这样的国家理论，根本上是由于他的奴隶主阶级立场使然；但也正由于他坚持奴隶主的阶级立场和观点，他也就不可能用正确的方法来探索国家的阶级本质。他一方面认为国家是由家庭到村落由村落到国家这个“历史的”过程发展的结果，另方面却又用“人的本性”
（ｍａｎ‘ｓ
ｎａｔｕｒｅ）这一概念来阐释国家之所以为“最高的”团体的理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父亲是个医生，他自幼就受了生物学方面知识的影响。
他对于“自然”
（ｎａｔｕｒｅ）
是采取生物的观点的解释。
这一生物的自然观、本然观或本性观，首先把事物的本性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而终于认为发展到最高阶段才算充分地体现了它们的本性、本然或自然。例如一根树苗虽然具有其所以为树的本性，但只有经过长期发展成长为一棵大树的时候，才能成其为十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