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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它和宗教性有内在联系。
神的存在是要接受礼物，亦即牺牲；神的存在目的在于将人类需要构建为自我牺牲。
［９７］
在《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宣布，精神器官存在着一种独立于快乐原则的、比快乐原则更原始的功能，它似乎给人类机体强加上“在快乐原则的统治开始以前即必须完成的另一种任务”。
［９８］《超越欢乐原则》楬橥了弗洛伊德思想的最后阶段——他的余生都专注于探索这另一种原则的性质。
他的探索揭示了问题的许多方面——焦虑、重复性强迫症、施虐癖和受虐癖、罪感、死亡本能。在弗洛伊德看来，这些方面都互相联系着，最终都可以当作死亡本能的表现来加以把握。我们认为经济的心理基础就是在这个区域，即死亡本能的部分里。
①见第三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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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３生与死的对抗
不过，为了避免一下子面对死亡本能理论的所有复杂问题，我们开始只作有限的假设，即经济的心理基础就是负罪心理。给予即自我牺牲；自我牺性即自我惩罚——杜克海姆说过：“工作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仍是一种惩罚和一种鞭笞。”
［９］工作起源于亚当的原罪就表达了这种心理的真相。在古代赠礼制度中，赠予者想要失去的是负罪感。这样我们对金钱的肛门人格这一精神分析悖论便获得了更深一层的意义。金钱是凝聚的财富；凝聚的财富是凝聚的罪过，而罪过本质上是不洁的。
“修道士们吃下这个世界的粪便，也就是吃下罪过。”拉伯雷这样说。
亚伯拉罕（Ａｂｒａｈａｍ）则说：“在我的一个病人看来，吃粪便的念头是和因为巨大罪过而受惩罚的念头相联系的。”
［１０］金钱就是人的负罪感经过去除杂质而最后凝成的自我惩罚的纯粹晶体。但它仍然是肮脏的，因为它仍然是负罪感。
弗洛伊德在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时说，他的“罪感的重负已经具有像债务负担一样的明确的形态。
［１０１］我们下面就来讨论弗洛伊德这句评论的含义。论述金钱和肛门人格的传统精神分析论著（弗洛伊德、亚伯拉罕、费伦奇、琼斯）对罪感这一因素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
只有罗海姆（Ｒóｈｅｉｍ）
因为熟悉人类学资料才正确地对待了这一问题，不过他仍然采用惯常的那种不适当的晦涩的方式。事实上，正是尼采在他论述罪感的文章《道德的谱系》（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ｏｆＭｏｒａｌｓ）里指出了精神分析理论关于金钱即罪感的要害。尼采的论述既不系统，也不始终一致，但他仍然是最佳的出发点。
［１０２］
尼采一开始就将人定义为“能够作出许诺的动物”
，并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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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３３
理解这样一种动物如何产生的问题作为关于人的主要问题。
许诺的能力涉及对动物遗忘过去的自然能力的丧失，而后者正是健康地生活在现在的先决条件。人的许诺能力牵涉到既往时光的不健康的（神经症的）秘结（肛门人格！）
；他不能“摆脱”任何事情。这样，通过许诺的能力，未来就被束缚于过去。
也正是这一点赋予人算计的能力同时也可以被算计，能负债也能付债。正是这一点使人能承担责任——这就是他的良心。
然后，尼采通过证明负债与负罪（“必须”与“应该”）
、契约与责任、价格与报复之间的结构同一性，扩展了在道德和经济之间的这种假定的内在联系（我抛弃了并将颠倒他关于良心起源于贸易的看法，我也抛弃了他对“良心”和“内疚”所作的区分）。他指出无论是经济领域（债权－债务关系）还是道德领域（绝对责任［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ｃａｌｉｍｐｅｒａｔｉｖｅ］）都透发出残酷的气息（施虐癖）。
在道德领域内他假定潜在的原因在于一种本能的压抑，它将攻击性转向内部并导致自我否定和自我牺牲（受虐癖）。
他将整个情结与一种施虐和受虐的宗教联系起来。在宗教领域中他的基本观念是：现在的文化是对祖先欠下的一笔债务。尼采假设说，随着文化的积累（文明化）
，对祖先的欠债感（负罪感）也增强了；基督教作为一种不能偿付的欠债的神学则臻于高潮。尼采再回到他原来的出发点（这种能作出许诺的动物是不健康的）
，最后把自我牺牲的宗教与本能的压抑以及疾病（神经症）联系起来。
［１０３］
这一整套观念对经济理论的主要意义，可以通过将尼采与一位缺乏这些观念的伟大的经济心理学家作对比而衡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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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３生与死的对抗
来。维布伦试图用掠夺本能（施虐癖）来解释经济制度，但他没有尼采关于施虐癖与受虐癖可以互变的观念，没有负罪感和压抑的观念。因而维布仑关于“有闲”的观念是有种种局限的。
要把精神分析体系引入尼采的深刻见解中去，我们就应该从他的最后一个观念（即对祖先的负债感）着手。精神分析能够接受他关于对祖先的负债感是自我牺牲的宗教的支配性观念这一看法。精神分析也能接受关于自我牺牲的宗教就是导致本能压抑和克制（非享乐）的生活（和经济）的原因，以及自我牺牲的宗教具有累积性效果的看法。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足》中运用了尼采的其他观念，如施虐癖与受虐癖的可互变性、整个情结起源于对当前生命的充分享乐的压抑等，对这一作用过程作出了比尼采更好的解释。对当前充分享乐的压抑必然释放出对祖先的攻击性，而压抑正是出于对这些祖先的爱才产生的。对祖先的既爱同时又攻击就产生了负罪感。而且愈是充分地向过去偿付欠债，也就愈是彻底地损害了对当前生命的享乐。于是大量新的攻击倾向被释放出来，又带来大量新的负罪。
不管对负罪感最终作何解释，我们提出了整个金钱情结植根于负罪心理这一假设。
罗斯金说：“金钱这名称恰如其分，都意味着承认负债。”
他还论述了希腊神话中的罪过和复仇女神提西福涅（Ｔｉｓｉｐｈｏｎｅ）是“一个通晓最高级的算术和有严守时刻的习惯的人”
［１０４］（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说就是肛门人格）。
印欧语系的语言当然也证实了尼采的说法，负债与偿还的语义（义务）就是负罪的语义（责任）。既然我们出于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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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与死的对抗５３
说明的理由必须抛弃尼采的（在传统上是亚当。斯密的）贸易是人类一种原始制度的观念，那么我们也应当将他对上述语义学事实的解释颠倒过来，并从负罪感中推导出贸易。事实上如果我们同意金钱情结具有宗教特性的基本假设，也同意将宗教领域与负罪感所包含的范围等同，那么贸易自然是起源于负罪感了。
杜克海姆认为劳动分工及其一切后果都不是起源于快乐原则（“对个人幸福的欲求”）
，这是正确的；但他认为个人的心理应概括为快乐原则，这就错了。古代的人是为了解脱有罪的负担才向他人给予的。
但根据假设（ｅｘ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
，接受给予的人也怀有他的罪责负担；而在我们的理想的古代经济中，交换赠礼的最终结果便是一种相互性、对称性和平衡性的结构。
那么相互给予又怎样有助于摆脱罪责负担呢？当然正如整个古代和现代历史所显示的，它并未解除罪感。但它的确代表了人寻找解决办法的第一次尝试。罪感通过被分担而减轻，而人进入社会组织的目的就在于分担罪感。社会组织（包括劳动分工）
就是一个分担罪感的结构，它将受压抑的潜意识的罪感带到了意识之中（当然是以一种歪曲了的形式）。
我们记得弗洛伊德的这个主张，即无意识观念要变为意识只有在它们被转入外部知觉，也就是被投射到真实世界时才能实现。
［１０５］社会组织就是罪感的一种象征性的共同忏悔。
这样我们就达到了弗洛伊德关于社会组织是由一桩原始罪行（ｐｒｉｍａｌｃｒｉｍｅ）中的共谋关系（图腾式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