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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审计长因为公车私用落马，一个州议会涨上去的工资愣是给退了回去，可见权利制衡对于公款私用的影响不是子虚乌有的事。在民众这样的虎视耽耽下，议员敢给官员们留出3700 亿的“接待费”吗？这事够让他们下一百回台的。所以说不是美国官员们不爱吃喝玩乐，而是前有议会管着钱包，后有法院拿着手铐，四面八方都有“群众的眼睛”，实在没有什么空子可钻而已。
事实上，权力制衡不但管制公款私用，也管制着公款公用。就算公款不给“私吞”了，也很可能被各种政绩工程、低效投资、无理补贴等等给浪费了，因此公款公用，也有一个“好刃是否用在了好刀上”的问题。05 年纽约市申办 2012 年奥运会时，纽约州政府就因为民众压力，拒绝给一个对于申奥很关键的体育馆注入公共资金――公众说了，我们这缺钱的地方多了，办什么奥运啊。前一段我写过一篇“耳朵上的记号”，阐述美国 07 年开启的一项拨款改革，其目的是将狭隘的利益集团化、地方主义化的拨款从美国的财政开支中清除，这同样是“预算民主化”改革的一部分。美国有一个非营利性团体，叫“公民反对政府浪费”，专门监督那些流向不合理、不必要的“公款公用”。听听它的一些报告名称，就知道它对政府花钱多么辎珠必较：“一个新的威胁：政府资助的垃圾科学”、“YMCA：从社区服务到社区无服务”、“爱滋项目：一个泛滥成灾的浪费”……虽然它的很多说法不一定对，但是让政府花钱的时候有点胆战心惊，却未尝不是好事。
甚至，民主和法治连“私款公用”也要干预。我不用公款请你，用自己的钱请你吃饭还不行吗？
如果你是试图影响公共政策或者有这个嫌疑，还是不行。基本上美国所有的州对此都有法律规定，比如，康州的法律就规定，一个公职人员一年之内接受“政策游说者”的吃请不能超过50 美元。又比如，06 年国会通过法令，规定禁止“政策游说者”给议员提供免费旅行和吃喝。
英国的政治文化也似乎与此遥相呼应，最近布莱尔去迈阿密旅行，因为住了朋友免费的豪宅，而该朋友又似乎有往英国推销唱片之嫌，好端端的一次旅行，愣是变成了一个丑闻。
最近看到网上流传的一张照片，内容是两会代表在会议上睡得东倒西歪。固然，领导讲话往往具有神奇的催眠效果，而且人民大会堂的椅子可能格外舒服，但在那个庄严的大厅里，顶着人民代表的头衔，睡得憨态可掬的代表们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仔细聆听政府预算报告的细节，并且在可疑的地方说不。
动什么，不能动宪法这段时间，一打美国电视台的新闻频道，或者翻开美国报刊的新闻栏目，就总会碰到一个词：
窃听。围绕着这个词，还有以下词汇在上下翩飞：总统，国家安全处，反恐，国会，听证。
把这些关键词连起来，就是当前美国政治的焦点新闻：美国国家安全处的窃听案。这个案件，简言之，就是美国总统布什曾在 911之后，秘密下令国家安全处对“恐怖分子嫌疑人”进出美国的电话电邮进行窃听窃取。这件事情在近 4年后，也就是 05年 12月被《纽约时报》给抖了出来，闹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国会开始对此事召开听证会，进行调查。
按一般人的直觉来说，总统下令国家安全处对恐怖嫌疑人进行秘密监控，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大不了的事情。为了国家的安全而盯梢“嫌疑人”，这也是政府“为人民服务”的一部分吧，更何况这个行动发生在举世震惊的 911事件之后。在当时的恐慌气氛中，政府对神出鬼没的恐怖分子嫌疑人进行神出鬼没的调查，似乎也属于情有可原之事。相比某些国家对公民言论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监控，似乎是小巫见大巫了。
但是，不，美国人对自己的政府、对自己的领袖没有这么“宽容”。在这个以自由和法治立国的国家，人们对自己的隐私权利、言论自由、以及法律程序，有一种“神经质”的警觉。
在他们的眼里，自由、权利、法律，“娇嫩”如婴儿的肌肤，需要一丝不苟的呵护。
应该说，民众对“窃听案”的不满，有两个层次。一个就是对窃听本身的不满――在许多人看来，对民众言论广泛的监控，是极权统治的起点，是对自由原则的背叛。虽然政府号称其监控对象是“恐怖分子嫌疑人”，但是谁又能保证它监控的仅仅是“恐怖分子嫌疑人”，而没有越位到政治异见者、新闻记者、乃至普普通通的公民呢？第二层不满，集中在窃听的法律程序上：按照美国1978年制定的“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美国政府对其公民的信息监控，必须首先申请一个特别法庭的批准，而布什在批准 911之后的监控行动时，并没有依法申请特殊法庭的批准。这在法理上，严重违背了既定的法律程序。正是在这一点上，布什被社会各界揪住了一条大辫子。
而这个辫子，实际上是布什在侵犯法律方面的第二条“大辫子”了。第一条，就是古巴关塔那摩海湾着名的拘留营。这个拘留营同样是布什当政期间的“创举”。它以“反恐”之名，越过法庭的审判，任意地、无限期地扣留政府眼中的“恐怖分子嫌疑人”。911以来，这个集中营已经关押了 500多个这样“不明不白”地蹲监狱的人。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中国已经被废除的“收容遣送所”。关塔那摩，成了布什滥用权力的代名词。
当然，布什也宣称他的行动有法理基础。他的法理论据有两条。一个是 911之后，国会给他的授权。根据这个授权，他有权采取“一切必要和合适的手段”来预防、反击恐怖分子的袭击。在布什政府看来，窃听、关押嫌疑人，属于这个“必要的、合适的手段”范围。第二个法理依据，据说是宪法。根据宪法规定，在战争期间，美国军队的最高司令，也就是美国总统，有权越过国会和法庭的批准，下令采取紧急军事行动，而反恐，布什政府论证，就是一场战争。
当然，他的这两个说法，很快引来了嘘声一片。首先，“一切必要和合适的手段”，不能被无限地、任意地解释。而且，根据美国法律的惯例，当一个新法的含义（911之后的国会授权）可能抵消一个旧法（外国情报监控法案）的内容时，新法必须明确、具体地指出这个抵消的内容。其次，说反恐是一场战争，所以总统可以为所欲为，显然也是混淆了反恐战争和一般常规战争的区别。反恐战争中的决策，并没有一般战争中的紧急性，而且，它是无限期延伸的。如果用它来为布什政府的独断辩护，那么美国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就得无限期地搁置了。
然而，对于真正关心这个国家走向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那被监控的几千个人，或者被拘留的那几百个人的权利，甚至不仅仅是这其中涉及到的被践踏的法律程序，而是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三权分立――的失衡。在这个失衡的过程中，总统权力越来越大，国会和法院的权力越来越萎缩，从而使支撑美国政府制度的“三角架”越来越向一边倾斜，出现摇摇晃晃的迹象。如果说一个具体的法律程序被践踏，可以及时修补，宪政框架的倾斜，却可能是灾难性的。
1月16号，前副总统戈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大声疾呼美国不能丢弃它三权分立的优良革命传统。他从当前的国家安全处的窃听案件谈起，得出结论说：“美国的民主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固然，我们有理由怀疑他由于党派之见而夸大其辞，但是，观众也不得不承认他敏锐的问题意识。美国宪法的精髓，不是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