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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格里高利七世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亨利四世缠斗，格里高利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将其废黜，逼迫亨利在雪地里跪拜谢罪，而亨利回到王座之后立即回头攻打罗马。格里高利宣布了教皇的许多绝对权威，使许多小国臣服于脚下。乌尔班二世继承格里高利，他发动了针对穆斯林、夺回耶路撒冷的战役——十字军东征，将整个欧洲卷入世界大战。
12世纪持续上升，到了13世纪，英诺森三世时期，教皇的统治达到了鼎盛。英诺森三世使用狐狸一般的手腕，左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选举，让奥拓四世受其压制，又夺取了意大利的许多土壤，制裁了英王约翰，使其向自身纳贡。这一时期的教廷很有能力，教皇们野心勃勃，又冷酷无情。格里高利九世对腓特烈二世加以绝罚，又开创宗教裁判所。腓特烈二世转而在西西里大败教皇的军队，恢复自己的地位。然而新上任的英诺森四世却毫不留情，不仅重新宣布了之前撤销的绝罚，而且拉拢势力反对腓特烈，并在战役中击败皇帝。四年后，腓特烈突然去世，霍恩斯陶芬家族中断，神圣罗马帝国出现长达19年的空位期。
1254年到1273年，帝国没有皇帝，游戏暂停了，如同弃权的选手留下发呆的胜者。
1261年，我们来到空位的中央。在这短暂的缝隙中，我们见到教皇权力的顶峰，也见到顶峰之后裂隙的阴影。这是教皇国最鼎盛的时候，也是鼎盛的终结。
在权力的高峰时期，教皇的触角可以延伸到各个方面，他们有权力任命各地枢机主教，也可以监管所有主教，再由主教监管所有教士。他们能影响国王任命，更可以决定对国王的开除教籍，从而罢免。他们能挑起战争，建立联盟，加入其中一派，决定战争走向。他们能向天主教世界的所有地区征税，积累巨大财富。
这一切在14世纪不可避免地下滑。克莱门特五世统治时期，教廷经历了巨大的衰落。教皇被法国国王挟持到阿维尼翁，从此法国选举了新教皇，宣布为正统，罗马尽管重选教皇，与法国对峙，但并不能赢得所有人的认可。英国是法国敌人，因此支持罗马，苏格兰是英国敌人，因此支持法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出现两地各立教皇、各自为政的大分裂。这是教廷受到羞辱的时期，重新的复兴要等到15世纪——艺术复兴的世纪。
对罗马教廷，有时人们会有疑惑。在后世的书里，教皇常常以腐败、伪善、贪婪、擅权的形象出现，他们做了很多不择手段、压制异端的事情，宗教改革家正是以此进行改革的号召。在遥远的我们看来，几乎不能理解中世纪怎么会屈从在这样的教会之下。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面。故事永远有另一面，教皇中的很多实际上是以仁慈、饱学的形象出现，他们救济穷人，资助科学，是艺术最大的支持。他们自身研修神学，教皇国的创立者格里高利一世就被封为神学四圣人之一，其他三人是我们在米兰提到过的安布罗斯、杰罗姆和奥古斯丁。贝尼尼由教皇聘请，卡拉瓦乔受教皇庇护，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由教皇出资。可以说，教皇一方面野心扩张，另一方面又将这扩张转化为绚烂的成果，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罗马教廷的无上地位，就没有今天罗马的灿烂。后世的新教的改革讲究朴素的风格：朴素的建筑、朴素的仪式、朴素的理论，这更容易贴近人心，但是新教的国度再也没有宗教罗马式的瑰丽。
事物的阴阳在历史长河中成为风景。
【针尖上的天使】
1261年，一个相对寂静的多事之秋。这一年，罗马换了新的教皇。同时，有一个学者静悄悄地进入罗马。他受乌尔班四世的邀请，前来讲学。他发表了一些演说，很快就离去了。没有人意识到他的杰出。
这个人叫做托马斯·阿奎那。他是一个学者，在巴黎读神学，后来在巴黎和意大利一些地方做过神学教授和修道院院长。从生平事迹看，他是很普通的一位学者，游历讲学，潜心著书。但从几个方面讲，他绝不是一个平庸的学者，而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一方面，他是中世纪神学哲学集大成者，著作成为天主教主流的圣典，14世纪被教会封圣，与神学四位圣者比肩。另一方面，他又是文艺复兴的引路人，他是亚里士多德的重新发现人，他讨论的理性问题将古希腊哲学重新揭示给世人，从而引申出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
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一个时代要结束了，另一个时代要开始。
十字军东征是长达两百年的漫长战役，西方入侵东方，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教世界争夺圣城耶路撒冷。这过程中有英勇壮烈，也有滑稽可笑，最后的结果是西方世界自身的收获：东方世界中保留的希腊罗马经典著作，在隐没无闻长达10个世纪之后，终于又被带回了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的著作经由几个世纪阿拉伯文的保存，最终翻译成拉丁文，带给中世纪的学者极大的震撼。
阿奎那是后世的先驱。他提倡理性，认为人可以用理性观察世界、思考世界，从而理解上帝。这和中世纪前期人们通过冥想、苦修、沉迷和仪式的方式大相径庭，阿奎那观察世界，建立命题，逻辑推导，理性解释。这为后人的突破奠定基础。
阿奎那重新阐释了亚里士多德。他的先人奥古斯丁曾经将新柏拉图主义引入神学，而他则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观纳入了基督教的框架。他提出过最著名的五种证明上帝存在的方式，每一种都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观念的某种延伸，亚里士多德提出所有运动都有推动，所有变化都有原因，阿奎那便将最终的推动、最终的原因赋予上帝，他延续了中世纪独有的思维方式：一切事物中最高、最好、最完美的事物存在，它即上帝，因而上帝存在。与亚里士多德解释宇宙的思路不同，阿奎那像其他神学思想家一样，关心的是创造问题，他试图解释的不仅是这个世界如何存在，而且是这个世界为何存在。
这些思想到了我们手中，仍然有它独特的启发意义。不在于结论，而在于其中的问题。中世纪的哲学常常受人嘲笑，认为那时学者思考的问题都只是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的问题，然而我们常常忽略了一些根本问题。事实上，中世纪的哲学家思考了很多相当困难的问题，比如宇宙起源、灵魂的由来、意识与存在、秩序问题，这些问题正是后世困扰着哲学与科学、因而推动知识大发展的问题。即使我们现代人否定了中世纪的答案，也不能说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基督教的圣人有许多有独特的个性，传说中，与阿奎那几乎同时代的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与鸟儿对话，使鸟儿环绕在他身边，受他的声音吸引，他向鸟儿传教，它们都不飞走。在画中，圣方济各总是在一片花草和鸟儿的陪伴中。认识这些圣徒的标志是有趣的。在看画的时候，这让我们能认出画中的人物。圣塞巴斯蒂安是罗马早期的人，被乱箭射死，画中身上布满箭的就是他。圣杰罗姆的书案上总是有一颗骷髅头，与长着翅膀的牛相伴的是圣路加，圣约翰的标志是鹰，圣马可是狮子。圣司提反被石头砸死，因而画中总是出现石头。圣洛伦佐死于烤肉架上，在画中也总是重复被炙烤。圣凯瑟琳被一只轮子绞死，因此画面中总是出现残破的轮子。当然，还有与剑相伴的圣保罗、手执钥匙的圣彼得。
宗教画中的圣徒以他们赴死的姿态和沉思冥想的虔诚感动着后人，在教堂大殿里，震人心魄。这是基督教传播和保存的重要方式，没有这些艺术，感召的力量会大打折扣。基督教在受难和施难方面都有丰富的历史，他们受到镇压，圣徒赴死，但在中世纪亦曾镇压异端，将人处死。这充满血腥的历史既有圣洁亦有罪恶，在面对那些将血肉永远留在眼前的画时，一切有关于苦难与迫害的问题都被提上人的心头。
历史的脚步走到13世纪，走到中世纪的顶峰。这是神与人共同的世界。时代隆隆作响的脚步已经在远处隐隐可闻。
经过两个世纪的低沉，教会在15世纪开始复兴，新的圣彼得大教堂就是在16世纪初由教皇朱里奥二世出资建筑，为了纪念罗马教廷重新回到罗马。而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声音从宗教世界破茧而出，由轻微到聚集，再到震撼世界响彻云霄，那就是——文艺复兴。
【旅游指南】
罗马－梵蒂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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