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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微醺时，临走都要带上一坛子。
柳娘长得非常漂亮，和电影明星秦怡一个模样，母亲从不让她洗衣做饭，柳娘手巧，整天描龙绣凤，针线活做得相当漂亮。
我四岁的时候，与大姑的儿子到村北头的池塘里捉蝌蚪，大姑的儿子叫鲁江，每次大姑回娘家必然带着鲁江让他和我一起玩，我们两个志趣相投，从来不打架。那天刚下了一场大雨，鲁江滑到了池塘里，我吓得望望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壮着胆子下去救他。一会儿，忽忽悠悠什么也不知道了。邻居瞎老张的父亲在北沟看瓜，中午回家吃饭，路过池塘边，见水面上漂着两个大方瓜，用铁锨划到岸边，用手一扳，吓了一跳，啊，是个孩子，又扳过另一个一看，也是个孩子。他把我们两个捞到湾边俯卧在斜坡上，急忙跑回村满街喊：谁家的两个孩子淹死了，快去北沟大湾认尸啊！
母亲听到老张头的喊声，便去东屋找我的大姑，一问才知道，鲁江也不见了。听说我们淹死了，当即就晕了。当我母亲拉着大姑赶到池塘边的时候，看到淹死的孩子，大姑哭嚎着说没法给婆家交代，蒙头就往湾里跳，要和儿子一起死。母亲拽住了大姑，说每个孩子头顶都有一片天，说不准孩子还能救活。母亲摸了摸鲁江的胸口，沉静地对大姑说，两个孩子都有救，等控干了肚里的水，就能活过来。过了一会儿，我的胸口也微微跳动了，母亲和大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个精明伶俐的人，我们很崇拜她，家里大小事都是母亲拿主意。我七岁的时候，母亲让我去私塾学校读书，开始学了一些“三字经”“百家姓”之类，八岁跟大哥到民国正规学校读书，那时正处在兵荒马乱年代，有一次我和大哥回家吃午饭，柳娘的老家来了一个舅舅，给我们带了好多糖果和我最喜欢吃的栗面馒头，栗面馒头是黑的，很多同学从来没有吃过，我大哥好交往人，和同学们分吃了栗面馒头之后，都不解馋，大哥让同学们在校门口等着，让我跑回家多带一些来，我刚回到学校门口，就听到校院里爆炸了几颗手榴弹，一会儿枪声大作，进去几个便衣，喊着捉八路。其实那天八路根本就没到学校去，幸亏没伤着学生。也幸亏了柳娘老家的栗面馒头，否则，我们这些孩子不知要死多少个。
很多年以后，我才听大哥说，房德华老师是个特务，解放后，让共产党把他处决了。他是莱西河头店乡黑石堡人。当时胶东地区特别混乱，八路军、日本鬼、国民党、伪军，斗争十分残酷激烈，老百姓要交三方面的捐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1939年春天，我父亲生天花，不能劳动，我就失学了，那年正好我家建新房，我天天和雇工一起劳动，因我从小体格健壮，到十多岁，就成了家里的整劳力了。我能扳动骡子驮粪的大驮篓，还能扛起二百多斤重的麻袋。应该说是本村同龄男孩中体力最棒的一个，受到邻里的好评。
重新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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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天，镇上成立第二中学，大哥任教导主任。当时母亲让我上学，我还有些犹豫，一方面失学时间太长，恐怕跟不上班，另方面在家里劳动习惯了，在村里当民兵，晚上站岗放哨，和青年人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也感到挺开心的。可是母亲说话，一言九鼎，谁也不能违抗，我到学校很长时间才适应过来。当时的时局并不太平，日本鬼子尚未投降，国民党地方区队经常来袭击骚扰。有一次国民党五区队同莱阳驻军｛县独立营｝交火了，同学们正在上课，突然枪声大作，一颗颗手榴弹在学校附近爆炸，大哥带领师生从后院冲出去，一直跑到夹河入海口，在沙滩上休整了一下，又继续上课。
｛那天我和几个男同学是从教室的后窗跳出的，不知谁在慌乱中打碎了女同学闫小绮的石板，过了两天，我给她买了一块新石板，还在背面写了对不起之类的话。那时候，学生家境都很穷，我们都用石板和石笔演算数学。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一块石板，使我们成为夫妻。｝
那时候，学校的老师们晚上和民兵一起睡觉，生活十分艰苦，每人每月靠挣几十斤小米维持生活。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胶东人民才过上了太平生活。
｛关于大哥：大哥于栽是个多才多艺的青年，他的讲课富有诱惑力，有名的于铁嘴，他把抗日救国的歌曲教给同学们唱，把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编成快板，每次演出都招来了许多当地的老百姓。闫小绮是演唱队的骨干分子。后来我才知道，大哥在《新亚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很多抗日救亡文章，影响很大。｝
升入胶公中学：
1946年春天，大哥让我到胶公中学考试，当时去了八个同学，全部被录取。学校按照军队编制，生活上也是军事化，学习内容突出时事政治，搞生产运动，军事训练。有时也上一部分文化课，培养目标是党政军干部，吃的玉米和地瓜干都生了虫子，同学们俩人一组拿着分配的玉米到老百姓家磨面，磨完后不扫磨底，回食堂称了不够称，后勤人员批评我们对工作不负责任。可是扫了磨底老百姓不愿意，下次就不让去磨了，搞得学生苦不堪言。晚上睡觉，冬天冷还好受一些，到夏天就遭了殃，蒲草里跳蚤虱子咬，上面有蚊子叮，宿舍里没有蚊帐，学生整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上课打瞌睡，生活会上挨批评不说，还要写检查。弄得学生稍有怨言惊动了领导，就要说思想政治上有问题。
1946年秋天，国民党进攻平度的枪炮声在学校就听到了，为了安全起见，上级决定学校搬到海阳发城，一架老式钢琴，几十个棒小伙子搬了三天，一步一步硬是抬到了发城，抬到新的学校，我们十几个男同学全累趴了。
由于大哥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因此我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有好几年不见大哥的面，只能在他激｜情飞扬的文字中找寻他的踪影。有一天我翻看“胶东日报”见到报纸上有滨北师范招生的消息，主要是为了培养滨北地区的师资力量，生活费每人每月九十斤小米，当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因为柳娘患了严重的疾病，把家里的财力基本掏空了｝所以我极力申请学校，请求转到滨北师范，通过多次申请，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滨北师范：
来到滨北我才知道，这个学校是由诸城北部和胶南南部新建立的一个新县，校舍及其简陋，借用老百姓的草房作教室，我的个子高，进出必须低头，好几次不小心，把脑袋碰了大包。教师的素质水平也很差，比原来的学校更原始落后。至于伙食，就更糟糕了，每天两顿饭，上午是小米和地瓜干混会饭，下午是干菜叶和小豆腐。胶东人到这里很不习惯，每天都吃不饱。招生广告上每人每月供给六十斤小米，根本就不能兑现。记得有个同学回胶东老家，母亲让他带给我一瓦罐酱豆，不等走到学校，全吃光了。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就让父亲赶着骡子，送来了两驮篓粮食和一大坛子酱豆。｛很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同学成为军界重要人物，还念念不忘母亲腌制的酱豆｝
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对山东展开重点进攻，大哥调离了珠玑，到了济南。很长一段时间，与老家失去了联系。因为战争需要，学生提前毕业，全部分配到党政机关工作。
参加革命工作：
1947 年春天，滨北全体同学到专署驻地培训半个月，有专员作形势报告，动员同学们一切服从战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最后，大部分同学分配到了滨北专区各县市机关工作。我和董岳被分配到了高密县的户镇粮所。当时所有机关工作人员必须配合当地群众搞土改复查，我亲眼看着有些所谓的地主富农被活埋，还有的被剃了阴阳头，死在贫农的乱枪和棍棒之下，由于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实行宁左无右的路线，认为越左越是革命派，所以伤害了很多勤劳致富的农民。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夜晚，呼镇的一家大地主被活埋的场面永远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地主的儿子年龄和我差不多，临死前偷偷地掏出了一支金笔塞到我手里，希望我能救他。可是，我的家庭出身决定了我不能挽救他的生命，眼看这地主一家老少被活埋，心里感到了土改的残酷。我悄悄对董岳说，你赶快去对面山上放几个爆竹，以后我再给你解释。
董岳和我是老乡，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