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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也硬是挪不出某个社会组织板块，从而使性格冲突激化所派生的悲剧得以减少。但市场的选择也有其冰冷、犬儒的一面，在激烈的效益、收益竞争中，某些类型的性格也会感到更多的压力，面临更尴尬的性格困境，因此性格悲剧仍会源源不断地显现。这对文学艺术或许是福（可取材者多多），对世道而言，却依然令人不能满意，因之对理想境界的追求，也便会伴随着对现实缺憾的批判而渐强渐进。
如果说人是生而平等的，那么，不同的性格也应是平等的，和不能有种族、肤色、性别、长幼、相貌、体态等方面的歧视一样，人与人相处时也不该有性格歧视。即使是与一般大多数人性格相差甚多，以致可称为有性格缺陷的生命个体，我们也应该像对待生理上有缺陷的残障人、智障人一样，平等待之。人类社会真达到了这一境界，所谓性格悲剧，也就不复存在了吧？
这篇文章虽然没提《红楼梦》，没举晴雯为例，但促使我写成它的因素，当然有《红楼梦》的熏陶，有《红楼梦》里黛玉、妙玉、晴雯等形象的启迪储存于胸臆。
我自己经历过很多世事后，回思所遭遇到的人生坎坷，多与自己的个性相关。我现在深切地意识到，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社会，什么体制，什么具体的小环境里，个体生命的悲苦都在于：他（或她）一方面必须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而人格尊严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其独特的性格；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与他人，与群体，去协调，去磨合，这协调与磨合，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就是抑制，甚至是打磨掉自己个性棱角的痛苦历程。人应该就是自己，人却又不能不因将就他人和社会而丧失掉一部分自我。这里面有超政治的，哲学性的思考。曹雪芹，他以《红楼梦》，引领我们进入了这个哲思的层面。站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就应该更加理解，曹雪芹为什么通过贾宝玉宣布女儿是水作的骨肉，为什么又说未出嫁的女儿是颗宝珠。他这是从社会群体中先把受污染最轻，较易保持本真性格的闺中一族，摘出来加以评价。
我们也就更加可以理解，为什么脂砚斋不止一次说黛、钗其实是一个人，最后合二为一了。曹雪芹确实有那样的用意，就是通过这两个角色，去反映人生的两面——黛玉体现着凸显个性维护个体生命尊严的一面，宝钗体现着以吞吃“冷香丸”压抑浪漫天性以求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贞静”规范的一面，但她们同属“红颜薄命”，因为无论是率性还是归顺，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种主流意识形态，都不能够给予她们一个能够幸福的生活空间。我们也就更加可以理解，曹雪芹为什么要塑造出一个把个性尊严推至极端的妙玉，并对她极为珍爱，要把她安排进金陵十二钗正册，让她排名第六。又通过对太虚幻境四仙姑的命名，告诉读者，她是宝玉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四个女性之一，并在八十回后写她如何以舍弃自己的清白解救宝、湘，在自我人格挥洒上达到惊天地泣鬼神的程度。
我们也就更加可以理解，曹雪芹为什么在行文上并不将王夫人和晴雯的矛盾完全归结为礼教冲突。第七十四回他是这样写的：“王夫人原是天真烂漫之人，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之人……”他写出了王夫人与晴雯之间的性格冲突，说到头，晴雯在王夫人眼里，是犯了“讨厌罪”。在人与人相处时，其实最厉害的排拒因素还未必是政治上的“反动”、道德上的“败坏”、能力上的“愚笨”、行为上的“糟糕”，而是不需要很多理性在内发酵的天然的“讨厌”。单向或双向的“讨厌”如果发生在社会地位平等的人士之间，那还不至于直接酿成人生悲剧，但王夫人是封建主子，晴雯是女奴（她既不是府里家生家养的，也不是府里买来的，是府里老仆妇赖嬷嬷家买来后，带进荣国府，贾母见了喜欢，赖嬷嬷就把她当做一件小玩意儿白送给贾母的，属于荣国府女奴中出身最最卑贱的一类），社会地位如此不对等，双方又都“天真烂漫，喜怒出于心臆”，因此，一旦双方都觉得对方“讨厌”，那弱势的一方当然就只能遭罪。晴雯带着勾引宝玉和得了“女儿痨”的冤名，被粗暴撵出，正如宝玉的形容：“就如同一盆才抽出嫩箭来的兰花，送到猪窝里去一般。”《红楼梦》的深刻，就在于写出了“讨厌罪”对无辜生命的摧残。王夫人亲自处置了晴雯后，又接连撵逐了几个令她“讨厌”的。一个是四儿，四儿还算被她逮住一句“同日生日就是夫妻”的“戏言”，但王夫人主要还是觉得她“讨厌”：“细看了一看，虽比不上晴雯一半，却也有几分水色，视其行止，聪明皆露于外面，且也打扮得不同。”就算没那句“戏言”，光是“讨厌罪”，也该撵出。
芳官在王夫人眼里当然更具有“讨厌罪”。关于王夫人撵芳官的那段文字，有一点值得注意：王夫人怒斥她“调唆着宝玉无所不为”，她辩道：“并不敢调唆什么来。”有的古本写的是“芳官笑辩道”，有的则写的是“哭辩道”，周汇本取“哭”不取“笑”。在这一点上，我的想法跟周先生有所不同。我觉得“笑辩道”也许更接近曹雪芹的原笔原意。因为芳官毕竟是个戏子，她有其“游戏人生”的一面，面对王夫人的指斥，她敢于还嘴，就说明那一刻她“豁出去”的劲头大于畏惧，如果她哭哭啼啼，先就软了，哪里还敢自辩——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懂得，在那个时代那个社会那种贵族府第里，王夫人作为居住在府第中轴线主建筑群中的第一夫人，不要说小丫头绝不可以在她训斥时跟她顶撞抗辩，就是宝玉、探春等公子小姐，无论心里如何反感，也只有垂手侍立低头听喝的份儿。在那个场合那样抗辩，是一种了不得的叛逆举动，既敢抗辩，何妨冷笑？所以我觉得写成“芳官笑辩道”是对的。这里提出来，供广大“红迷”朋友们参考、讨论。
王夫人后来又亲自查看撵逐了贾兰的一个新来的奶子，理由是“也十分妖乔，我也不喜欢他”，又是一个“讨厌罪”。在专制体制下，许多生命就这样以“讨厌罪”被撵逐到社会边缘，甚至因此身陷囹圄，以致命丧黄泉。即使在现今的民主体制下，如何防止“讨厌”的因素渗进检控和司法程序，以“莫须有”带动出“有所罪”，而造成冤屈，仍是人类需要慎重解决的一大问题。有意思的是，恰恰是被搜出了“真赃”的司棋，王夫人并没有亲自过目，似往日也无甚印象，听了凤姐汇报，“虽惊且怒，却又作难”。她来不及去“讨厌”司棋，所思所想，只是司棋乃邢夫人那边的人，该如何处置才能达到“这边”和“那边”的利益平衡。
晴雯的被撵，书里写明是王善保家的先下谗言，触动王夫人的回忆，使其讨厌晴雯的心理发酵生怒。四儿的被撵呢，则是被人告了密，揭发了她私下的“戏言”。那么，历代的读者就都有所讨论：那告密者，是不是袭人？认为肯定是袭人的，可以引王夫人的话为证：“打量我隔的远，都不知道呢！可知我身子虽不大来，我的心耳神意，时时都在这里。难道我一个宝玉，就白放心凭你们勾引坏了不成！”那“心耳神意”不是袭人是谁呢？“西洋花点子哈巴狗”每月领二两银子一吊钱的“特殊津贴”谁不知道？那“特殊津贴”岂是可以白领的？所以历来都有读者想及此就对袭人咬牙切齿，不能原谅。特别是袭人自己老早就跟宝玉发生了“不才之事”，根据封建社会的礼教规范，最应被撵逐的应该是她，可是她却在王夫人面前成了个最干净的“耳报神”，她连对黛玉都敢点名表达其“忧虑”，那么，不要说四儿，那宝玉在怡红院“心上第一等人”的晴雯，她有什么不能下谗言的？有的读者、评者，甚至用“贱人”、“蛇蝎”来指斥袭人。但历来为袭人辩解的也很不少，认为上述评议让袭人“蒙冤”，他们也可以从《红楼梦》的文本里找到依据。第七十七回里有这样的明文：“原来王夫人自那日着恼之后，王善保家的去趁势告倒了晴雯，本处有人和园中不睦的，随也就随机趁便，下了些话，王夫人皆记在心。”四儿的“戏言”，显然就是那些话里的一句。后来又明写宝玉质问袭人：“咱们私自顽话怎么也知道了？又没有外人走风，这可奇怪！”袭人道：“你有甚忌讳的？一时高兴了，你就不管有人无人了。我也曾使过眼色，也曾递过暗号，被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