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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场面。十二场景代表生产线上的十二个工段。但是，每个场景中都重复一个人物：一个黑人少年，或者说，是个尚未脱离童年或者拒绝脱离童年的黑人少年、又高又瘦的少年，穿的衣服随着每个场景而变化，但是这些衣服总是不可避免地显得瘦小，他履行一种表面上可能被当做小丑的职能，即站在那里让我们发笑的角色，尽管你如果比较认真去看的话，那会意识到他在那里不单是为了让我们发笑的。看上去像是某个狂人之作。狂人新作。在钟表的中心——所有场景的汇集地，有一个像是用果冻涂上的词：恐惧。
法特走进了酒吧，在一个高凳上坐下。他问管理酒吧的人画街头壁画的艺术家是什么人。服务员、一个六十岁左右的黑人胖子，脸上挂着刀疤，回答说他不知道。
接着，黑胖子咕哝了一句：“可能是小区哪个小伙子。”
法特要了一杯啤酒，朝着酒吧望了一眼。无法辨别顾客中谁是巴里·西曼。他手里端着啤酒，高声问有谁认识巴里·西曼。
“谁找他？”一个矮子问道。此人身穿底特律活塞队球衣和一件天蓝色混纺夹克。
法特说：“我！奥斯卡·法特，纽约《黑色黎明》杂志的。”
服务员走过来问他：您真的是记者吗？他答：对，我是记者。《黑色黎明》的。
矮子没离开座位说道：“兄弟，你那个杂志的名字像臭狗屎。”跟矮子一起玩牌的伙伴哈哈大笑。矮子说道：“这么多个黎明，我早就烦透了。我希望纽约的兄弟们拿黄昏说点什么事吧。黄昏是一天中的最好时光，至少对这个操蛋小区是如此。”
法特说：“我回去就告诉他们。我只管报道。”
一个像法特一样也坐在高凳上的老人对他说：“巴里·西曼今天不来了。”
另外一个人说：“他大概病了。”
高凳上那位老人说：“不错。我也听说了。”
“我再等他一会儿。”法特说，一面喝光了啤酒。
服务员来到法特身边，对他说他从前是个拳击手。
“我最后一次比赛是在南卡罗来纳州的雅典娜。对手是个白人小子。您猜猜谁赢了？”
法特看了他一眼，嘴巴无法解释地动了一下，又要了一杯啤酒。
“有四个月我没见到我的经纪人了。只是跟我的教练在一起，他名叫约翰尼·图尔奇，我俩跑遍了南北卡罗来纳州，住最差的旅馆。我俩跑得晕头转向，我是因为到处挨揍，老图尔奇是因为年事已高，他八十岁了。对，八十，或许八十三。有时，我俩在熄灯后，还在争论年龄。图尔奇说他刚刚满八十。我说他八十三。他们操纵比赛。老板要我第五回合跌倒。在第四回合时要稍稍挨揍。代价是给我双份报酬，但是并不多。那天吃晚饭的时候，我把老板的意思告诉图尔奇了。他说：我这方面没问题，毫无问题。问题是这种人常常说话不算数。将来你就明白了。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
在返回西曼家的路上，他觉得有点晕晕乎乎。一盘硕大的月亮沿着建筑的屋顶上方移动。门厅旁边有个家伙拦住了他的去路，说了一些法特不明白或者不可信的话。法特说：婊子养的，我是巴里·西曼的朋友。与此同时，企图揪住那家伙皮夹克的领子。
那家伙说：“哥们儿，安静点，慢慢喝你的酒吧。”
在门厅里面，法特看见黑暗中有四双发出黄色光亮的眼睛；看见自己揪人的手上有月光闪烁。
法特说：“不想死的话就滚开！”
那家伙说：“哥们儿，安静点，先松开我！”
法特松开了，寻找头顶上的月亮。他注视着月亮。在他向前走的同时，耳边传来临街的嘈杂声、跑步声，仿佛小区的一部分人刚刚睡醒。他看见自己租来的那辆轿车停在西曼家旁边。他仔细察看一番。没人动它。随后，他叫了一声大门对讲机。有个声音很不高兴地问他要干什么。法特自报家门，说自己是《黑色黎明》派来的记者。从对讲机里传出满意的嬉笑声。那声音说：请进！法特两手扶地，爬上了楼梯。有一瞬间，他发觉自己有些不舒服。巴里·西曼正在楼梯平台上等他。
法特急忙说道：“我需要用卫生间。”
西曼叫了一声：“天啊！”
客厅小而朴素。法特看见四处摊着图书、墙壁上张贴的海报以及分散在书架、桌子和电视机上的小照片。
西曼说：“第二个门是卫生间。”
法特进去就呕吐起来了。
法特醒来时看见西曼在用圆珠笔写什么。西曼身边有四本厚书和装满纸张的文件夹。他写字时戴眼镜。法特注意到四本书中有三本是字典，第四本是大厚书，名字是《简明法语百科全书》。法特从来没听说过这本书，无论在大学里还是生活中。阳光从窗户射入。法特拿掉毛毯，坐到了沙发上。他问西曼发生了什么事情。老人从眼镜上方瞅了他一眼，递给他一杯咖啡。西曼至少有一米八，但走路有些驼背，因此显得矮些。他靠讲座为生，通常报酬很少，因为经常邀请他讲座的单位是贫民区的学校，偶尔是资金不足的进步的小型大学。几年前，西曼出版过一本书，题目是《跟巴里·西曼一起吃猪排》，书中搜集了用猪排烹调的菜谱，一般是用红烧，或者火烤的方法，另外补充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资料，是关于何时、何地、何人传授给他的菜谱。这本书的最妙之处是他在监狱里制作的土豆泥或者苹果泥猪排，在于他如何弄到原料的方法以及在种种禁令（包括不许做饭）中烹饪的方法。书并不成功，但是再次传播起西曼的名字，使他在一些上午的电视节目中露面，现场直播制作书中著名的菜肴。如今他的名字再次被人们遗忘，但他继续在全国各地做报告，有时的报酬是往返机票加三百美金。
在西曼写字和二人喝咖啡的桌子旁边，有一张黑白海报，上面是两个身穿黑夹克、戴黑色贝雷帽和墨镜的年轻人。法特感觉浑身打冷战，不是因为海报，而是身上不舒服；喝下第一口咖啡后，他问西曼其中一个小伙子是不是他。西曼说：对。法特又问：是哪一个呢？西曼笑了。原来他一颗牙齿也没有。
“很难猜，对吗？”
法特说：“不知道。我现在不很舒服。要是好一点的话，我肯定可以猜出来。”
西曼说：“右边那个，矮的那个。”
法特问：“另外那个是谁？”
“你真的不知道？”
法特又仔细看看海报。
法特说：“是马里乌斯·纽厄尔。”
西曼说：“对，是他。”
西曼穿上一件夹克。然后，进了卧室，出来时头戴一顶深绿窄边帽。他从黑暗的卫生间一个杯子里拿出假牙，小心翼翼地戴好。法特站在客厅里望着他。他用一种红色液体漱口，把水吐到洗手池里，再漱口后，说：都好了。
二人乘着法特租来的轿车前往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有二十个街区之遥。由于时间富裕，他俩把轿车停在公园旁边，一面谈话一面遛弯。丽贝卡·福尔摩斯公园很大，中央部分被破旧的栅栏保护起来了，那里有个儿童游乐场，名叫霍夫曼纪念堂。他俩在那里没有看见儿童玩耍。事实是，除去有几只老鼠一看见他俩走来撒腿就跑之外，整个场地空无一人。在一片橡树林地旁边，伫立着一个有东方色彩的藤架，像是一座微型俄罗斯东正教教堂。从藤架另外一侧传来了嘻哈音乐。
西曼说：“我讨厌这种臭大粪，就是你文章里可能很露骨的东西。”
法特问：“为什么？”
二人向藤架走去，看见藤架旁边有个完全干涸的池塘。在干泥上有一些耐克鞋留下的大脚印。法特想到了恐龙，又一次感觉眩晕。他俩围住了藤架。过去一些，在灌木丛旁边，地上有一架收录机，嘻哈音乐就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周围没人。西曼说他不喜欢嘻哈音乐，因为提供的惟一出路就是自杀。而且连有意义的自杀都不是。法特说，我知道，知道。很难想像什么是有意义的自杀。这种自杀不常有。虽说我也曾经见过或者身临其境两次有意义的自杀。我想是有的。不过，也许我错了。
法特问：“嘻哈音乐用什么方式为自杀辩护？”
西曼没吭声，他领着法特抄近路，穿过了树林，出去是一片草地。人行道上有三个女孩在跳绳。她们唱的歌让法特觉得特别罕见。歌词大意是说有个女人被截去了双腿、双臂和舌头。还唱什么芝加哥下水道工程和该工程的头目，或者是一个名叫塞巴斯蒂安·多诺富里奥的职员，然后是一段反复重唱芝—芝—芝加哥的副歌。还唱什么月亮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