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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比斯想，可是荣格的怪相与西西弗斯毫无关系呀，而是更像难看的面部抽搐，好啦，不算太难看，可是明显地不好看啊；他布比斯以前在别的德国知识分子脸上见过，好像其中有些人在战后经受了有这种表现的面瘫，或者是似乎战争期间经受过令人难以忍受的神经紧张，而战事一完结，就留下了这种奇怪但无害的后遗症。
布比斯再次问他：“您觉得阿琴波尔迪的作品怎么样？”
荣格的脸色先是像落日晚霞那样红彤彤，接着又变得像树林里的万年青了。
他“嗯”了一声又一声，目光望着木屋，仿佛那里会有灵感或者什么说辞或者什么帮助。他说：“坦白地说吧，坦率地说吧，我的意见不是……怎么跟您说呢？”
布比斯说：“随便说吧。个人看法嘛，从读者角度也行，从评论家角度也行。”
荣格说：“好吧。凡正我读过了。这是事实。”
二人都带着微笑。
他接着说：“他不像是……德国作家。就是说，是德国人，这是肯定的，他的行文是德语，是国语，是德文；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像欧洲作家。”
“莫非像美洲的？”布比斯问。那几天他正打算购买美国作家福克纳三部长篇小说的版权。
“不，也不是美洲作家。更像非洲的。”荣格说道。再次在树下出怪相。“更确切地说是亚洲的。”这位评论家低声道。
布比斯想知道：“亚洲什么地方的？”
“我怎么知道！”荣格说，“印度支那、马来西亚，好多地方更像波斯的。”
“啊，波斯文学！”布比斯惊叹道。实际上，他一点也不了解波斯文学。
“马来的，马来的。”荣格说。
后来，二人说起了出版社出版的其他作家的作品。荣格显得更看好或者更有兴趣。接着，回到了花园里，那里可以看到红霞。再晚些时候，布比斯和夫人满面笑容、和蔼可亲地告别了在座的客人。大家不仅送他俩上车，还伫立街头挥手道别，直到布比斯的汽车拐弯为止。
那天夜里，在法兰克福旅馆，布比斯假装吃惊地道出荣格和那小木屋很不协调之后，在上床前，他告诉妻子，荣格不喜欢阿琴波尔迪的作品。
“这有什么要紧吗？”女男爵问道。她虽然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且保持独立，但爱着这位出版家，非常尊重丈夫的意见。
布比斯穿着短裤，站在窗前，从窗帘的缝隙间望着外面黑暗的天空，说道：“这要看情况。实际上，对咱们无关紧要。可是，对阿琴波尔迪却十分重要。”
女男爵说了一句什么。布比斯先生没听见。他想，外面全黑了。他把窗帘轻轻拉开一点点。什么也看不见。只是玻璃上映照出来的自己的脸、皱纹明显的面庞以及无边的黑暗。
阿琴波尔迪第四部书稿很快就送到了出版社。书名是《欧洲的河流》，但作品里主要说的是一条河——第聂伯河。可以说，第聂伯河就是作品的主角，其他的河流是合唱团员。布比斯先生在办公室里一口气读完，阅读引发的连连笑声传遍了整个出版社。这一次他给阿琴波尔迪的预付稿酬比哪一次都多，数目之大让女秘书玛尔塔在往科隆邮寄支票之前，跑到布比斯先生的办公室里，拿着支票再三问社长这钱数对不对。布比斯先生答曰对，就是这个钱数。等女秘书走后，他想，就算不对，又能怎么样呢！都是近似值嘛，哪里有准确一说呢！只有纳粹才相信准确数字，再有就是初级数学老师才讲究准确数字，只有宗派主义者、高高在上的疯子们、收税人员（让上帝消灭他们吧！）、用小钱算命的先生才相信准确的数字。科学家们则相反，知道任何数字都是近似值。大物理学家、大数学家、大化学家、大出版家知道，人总是在黑暗里行走的。
在那段日子里，一次在给英格博格做常规体检时，发现她肺部有感染。起初，英格博格对阿琴波尔迪什么也没说，只是偶尔吃一个不太高明的医生开的药。等到她开始咳血以后，阿琴波尔迪立刻送她去英国大夫那里。这位医生马上把她转到一位德国肺部专家手里。专家告诉她，这是肺结核，在战后的德国相当常见。
阿琴波尔迪用《欧洲的河流》的稿酬，遵照专家指示，迁居到肯普滕居住，是阿尔卑斯—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寒冷和干燥有助于英格博格恢复健康。由于患病，她有病假可休。阿琴波尔迪放弃了酒吧看门的工作。但是，英格博格的健康没有明显好转，虽说他俩在肯普滕的日子过得很幸福。
英格博格不怕肺结核，因为她坚信不会死于这种疾病。阿琴波尔迪是随身带着打字机的，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写八页）就完成了第五部作品，书名是《分叉的分叉》，情节就像书名所指跟海藻有关系。写这本书，阿琴波尔迪每天用三个多小时，有时四个小时，更让英格博格惊讶的是阿琴波尔迪的写作速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打字的熟练程度像个专业的打字员，好像阿琴波尔迪就是多罗特娅夫人的转世化身；那位夫人是英格博格小时候认识的一位女秘书，有一次她陪着父亲去柏林的办公室（原因不记得了）见到的。
英格博格告诉阿琴波尔迪，在那个办公室里，有长长的几排女秘书在一条狭长的走廊里不停地打字，一队打下手的小伙子——身穿绿衬衫、褐色短裤——不停地跑来跑去，从每个女秘书身边的银色金属盘里送去或者拿走已经誊清的文件。英格博格对阿琴波尔迪说，虽然每个女秘书打的文件不一样，但是，所有打字机打出的声音整齐一致，仿佛大家打的内容一样，或者说人人都是快速。只有一人除外。
接着，英格博格解释说，那里有四长排桌子和相应的女秘书。在这四长排桌子顶端单独有一张桌子，好像咱们说的领导席，虽然坐在这个席位的女秘书根本不是什么领导，仅仅因为她资格最老，在办公室待的时间最长，或者说在那个公共部门工作的时间最长。父亲可能是为那个部门服务的。
她是被打字机声所吸引，父亲是为了满足女儿的好奇心，也许是为了给女儿一个惊喜，父女二人进了长廊；这时，那个至高无上的席位（英格博格强调说，虽然并非至高无上，这必须说明白）还是空着的，长廊里只有女秘书们在打字以及跑来跑去穿短裤和长袜的小伙子们；还有一张位于长廊尽头、悬挂在天花板上、面朝女秘书们的希特勒画像，他在欣赏田园牧歌风光，那是一幅带点未来主义风格的希特勒画像，表现在下巴、耳朵和头发卷上，但它尤其是一幅前拉斐尔派画像；还有悬挂在天花板上的照明灯，据她父亲说，二十四小时亮着；还有从长廊一头到另外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