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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茨问：“我还继续挖吗？”
我回答：“别犯傻了。全都盖上吧。恢复原来的样子！”
一有人说脚下有东西，我就说盖上！恢复原样！到别处去挖！记住，不是让你找东西，是让你挖坑！可是，人们一个接着一个地说有东西。这正如我的秘书所说，洼地里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啦。
但是，到最后，还是我坚韧不拔的性格获胜。我们发现了一块“空地”。我把全部人马都安排到那里挖坑。我要求大家挖深点，一直向下，越深越好，好像要进地狱一样。我还要求大家把坑挖得像游泳池一样。天黑以后，借助手电照明，我们才结束工作，回家。第二天，由于气候恶劣，只把二十个犹太人送进了洼地。孩子们又像往常一样喝得酩酊大醉了。有几个站立不稳，有几个返程时吐了。接送孩子的卡车把他们放在村中的大广场上，距离我办公室不远；很多孩子就站在广场凉亭里，互相拥抱着；与此同时，大雪下个不停；孩子们则在进行醉酒足球比赛。
第二天早晨，五个孩子有着明显的肺炎症状；其余的孩子，一个不多一个不少，人人状态不佳，难以工作。在我命令警察局长用大人替换孩子的时候，起初他显得不高兴，可是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那天下午，处理了八个犹太人。我觉得这个人数微不足道并且说出了这个意思。局长回答说：八个是八个，可感觉像八百个。我看着他的眼神，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说，等波兰孩子康复以后再说吧。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努力阻止厄运的追踪，它好像都不准备放过我们。两个波兰孩子死于肺炎，死前发高烧，说胡话，说的全是下雪踢足球，还有球和球员都消失在雪坑里了。为表示哀悼，我送给两位母亲一点熏肉和一筐土豆、胡萝卜。然后，等待。让雪下吧。让我的身体冻僵了吧。一天上午，我去洼地看看。那里的雪是软的，甚至太软了。有一阵工夫，我觉得踩在一层奶皮上了。走到了洼地边缘，我看看脚下，发现大自然完成了这项工作。好极了！看不见任何痕迹，只有白雪一片。后来，天气好转后，醉酒儿童的队伍又开始工作了。
我动员孩子们打起精神来。我说，他们一直干得很好，如今他们家里食物多了，还有可能更多。孩子们看着我，一言不发。但是，从他们的表情上看，有懈怠以及整个那件事在他们心里造成的不快。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更愿意在大街上酗酒和玩球。此外，在车站酒吧里，人们的话题就是俄国人要来了。有人说，华沙随时都会陷落。他们是悄悄地说这事的。但是，我听得清清楚楚。轮到我，也会窃窃私语。这是不祥之兆啊！
一天下午，有人告诉我，那些醉酒的孩子们喝得太多了，一个接一个地在雪地上精神崩溃了。我骂了那些报告的人。他们好像并不理解我的话。理解不理解都一样。一天，我问秘书还剩下多少希腊犹太人没有处理。半小时后，有个秘书送来一张图表，上面列出了详细情况，乘火车从南方到达这里的是五百犹太人，在旅途中死掉的人数，在老皮革厂死掉的人数，我们负责处理掉的人数，醉酒孩子们处理掉的人数，等等。如今还剩下一百多犹太人，可是，警察、志愿者、波兰小孩，全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怎么办？工作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负荷。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半红半肮脏的地平线，心里说，有些工作，人不能承受太久。至少，我受不了。努力做了，但是，受不了。我那些警察也不行。十五岁很好。三十岁还行。但是，人到了五十岁，胃难受，头沉重，失眠，做噩梦。
我把各项工作都停了下来。孩子们又重新上街玩足球了。警察们恢复了正常生活。农民们又回到了农场。外边没人对犹太人感兴趣了，为此，我安排一些犹太人去扫地，让不到二十人去庄稼地干活，责成农场主负责他们的安全。
一天夜里，有人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告诉我有个紧急电话。来电话的人是上加利西亚的官员，此前从来没跟他说过话。他通知我为德国人撤离本地作准备。
我说：“没有火车。怎么撤退所有的德国人呢？”
那官员说：“这是您的问题了。”
挂上电话前，我告诉他，我这里有一群犹太人，怎么处理他们？他没回答我的问题。电话线断了；换了我就该去叫别人，或者犹太人的事他根本没兴趣。这时是清晨四点钟。没法再回床上去了。我告诉老婆咱们要撤离。然后，派人去找村长和警察局长。等我到办公室的时候，发现他俩脸色不好，显然是睡眠不足和质量不好。
我让他俩放心，说只要赶快行动，谁也不会有危险。我们安排手下人行动起来。不等天亮，第一批撤退的人已经踏上通往西方的道路了。我一直留到最后。我在这个村庄里又过了一天一夜。远处已经传来了隆隆的炮声。我去老皮革厂看那些犹太人，警察局长可以作证，我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走吧。接着，我带走了两名站岗的警察，让那些犹太人在老皮革厂听天由命。我估计这就是自由了吧。
司机告诉我曾看见一些德国士兵匆匆而过。我上楼进了办公室，不明白要找什么。前一天夜里，我曾经在沙发上睡了短短的几个小时，把所有应该烧毁的都烧毁了。村里的街道上空空如也，但有些人家的窗户后面依稀可见波兰妇女的面庞。后来，我下了楼，上了汽车，就出发了。这就是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讲述的故事。
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我当过一个合格的行政管理人员。出于我的秉性，做过好事。迫于战争的要求做过一些坏事。可是，如今，那些醉酒的波兰小孩开口讲话了，他们说我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我？是我毁掉了他们的童年吗？是酗酒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是足球毁掉了他们的童年！是那些懒惰和缺乏理智的母亲毁掉了他们的童年！不是我！
雷奥·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要是换了别人，会亲手把那些犹太人都杀光的。可我没干。那不是我的秉性。”
陪同雷奥·萨穆尔经常在俘虏营里散步的人中，就有那个警察局长和消防队长。萨穆尔告诉汉斯：那个村长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死于肺炎。那个司机在车子报废后也失踪了。
有时，下午，汉斯·赖特尔从远处望着萨穆尔，发现萨穆尔也在观察他，只是萨穆尔侧目而视，眼神里流露出绝望、紧张，还有恐惧和不信任的表示。
一天早晨，俘虏们排队领取早餐的时候，萨穆尔对汉斯·赖特尔说：“我们做那些事，也说了那些事，然后对那些事打心眼里感到后悔了。”
又有一天，萨穆尔说：
“等美国警察再来的时候，他们再审问我以后，肯定会逮捕我，让老百姓嘲弄我的。”
萨穆尔跟汉斯谈话的时候，那位警察局长和那位消防队长总是站在距离他俩几米外的地方，好像不愿意掺和到老上司的那些不幸的事情里去。一天早晨，有人发现了萨穆尔的尸体躺在帐篷和厕所之间的路上。美国人询问了十几个俘虏，其中就有汉斯·赖特尔。汉斯说，那天夜里没听见什么异常的声音。后来，尸体运走了，埋葬在安斯巴赫公墓的公共墓穴里。
汉斯·赖特尔终于可以离开俘虏营的时候，他去了科隆。他在那里火车站附近的平房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住到了一个地下室里，跟一个装甲师的老兵住在一起。这老兵面部有烧伤，沉默寡言，可以一连几天不吃食物。还有一个同伴，他说从前在报社工作；与老兵相反，他和蔼可亲，喜欢说话。
老装甲兵大约三十岁或者三十五岁。老记者大约六十岁。但他俩有时很像孩子。战争期间，老记者写过一系列文章，是描写东部和西部一些装甲师的英雄生活；他一直保存着那些文章的剪报。那位喜欢沉思的装甲兵读过这些剪报，而且赞不绝口。有时，他开口说道：
“奥托，你抓住了一个装甲兵的生活本质。”
老记者做谦虚状，说道：“古斯塔夫，你是个装甲老兵，说这些话是对我的最高奖励，因为你确认了我没说错什么。”
装甲兵说：“奥托，你什么也没说错。”
老记者说：“谢谢你这番话，古斯塔夫。”
这两个人有时为市政府做清除瓦砾的活计，或者贩卖在瓦砾下发现的东西。天气好的时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