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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间，我想到了基督的手。这手应该被描画。接着，我问他：咱们怎么办啊？村长说：把犹太人退回原处。他鼻子上挂着一线浠水。我指指他鼻子。他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擤擤鼻涕！他说：啊，对不起。说完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块白手绢，很大，不太干净。
我说：“怎么退回去？我手里有列车吗？就算有车皮，难道不应该装一些更有生产能力的东西吗？”
村长患的是鼻膜炎，他耸耸肩。
他说：“让他们干活吧。”
“可谁给他们饭吃呢？谁来管理呢？不行，村长先生，我考虑了各种可能性。只有一种办法可行：委托别的部门代管。”
村长说：“要是咱们临时借给本地区每户农民两个犹太人，是不是好主意啊？至少在想出别的办法之前，总是可以的吧。”
我盯着他的眼睛，低声说：
“您知道，这可是犯法的啊。”
他说：“对，我知道。您也知道。可是咱们的处境不好啊。来点帮助也不错嘛。我想农民是不会抗议的。”
我说：“不行。想都别想！”
可是，我想了。这些想法把我给沉到了一口黑乎乎的深井里。借助不知从哪里来的火花，我看见了我儿子时而活着时而死去的面孔。
村长牙齿打战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问他：不舒服吗？他想开口，可是没办到，接着就昏迷过去了。我从酒吧里给办公室打电话，让他们派汽车过来。有个秘书告诉我，跟柏林希腊事务局联系上了。这个部门根本不管犹太人的事。汽车来了。我和酒吧老板，加上一位农民，把村长先生塞进了车里。我告诉司机，先送村长回家，然后再回车站来。与此同时，我到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玩起赌色子。一个从爱沙尼亚移民过来的农民盘盘皆赢。他三个儿子在前线。每赢一次，他就口中念念有词，就算不神秘，也很奇怪。他说：运气和死神是盟友。他那眼神像砍了头的绵羊，好像我们必须对他深表同情。
我想此人在村子里一定很有名气，尤其是在波兰妇女中间；她们肯定不会担心一个有三个儿子在前线的老光棍、一个据我所知相当俗气，但绝对不吝啬的老农，会时不时地给女人们送吃的、穿的，来换取她们去他家过上一夜。整个就是浪荡汉。赌了这一局之后，我告别了在场的人们，回办公室去了。
我再次呼叫海乌姆诺。但电话不通。有个秘书告诉我，柏林希腊事务局建议他给总部的党卫军司令部打电话。这是个相当愚蠢的建议，因为尽管我们这村庄和地区（包括村庄和农场）距离总部不远，但实际上，从行政管理的角度说，我们属于日耳曼行政区。那怎么办啊？我想那天我为这事已经花去太多时间了，要集中精力办别的事情了。
回家前，有人从火车站打来电话。那趟车还没有到达目的地。我说：再耐心等等吧。可我心里想的是，那趟车永远也回不去了。回家的路上开始下雪了。
第二天，清早起床，去村里俱乐部吃早点。餐桌都是空的。过了一会儿，我的两个秘书衣冠楚楚，梳洗得干干净净地出现了。他俩告诉我：那一夜，又有两个犹太人死了。我问：怎么死的？他俩不知道。就知道是病死的。这一回，不是老人，而是一个年轻妇女和她大约八个月大的儿子。
我感到垂头丧气，有好几秒的工夫，我注视着咖啡黑色、平静的表面。我说，也许是冻死的吧。那天夜里下了雪。秘书们说：有这可能性。我觉得周围的一切在天旋地转。
我说：“咱们去看看他们的住处吧！”
秘书们吃惊地问道：“什么住处？”
“犹太人的住处。”我已经站起来，准备向门口走去。
不出我所料，老皮革厂的状况糟糕之极。连站岗的警察都在抱怨。我的秘书说，晚上很冷，轮班的人也不守时。我对秘书说，轮班的事找警察局长商量，给警察毯子。当然，也要给犹太人。秘书悄悄说，很难找到那么多毯子给大家。我说，你试试吧。至少有一半犹太人能有毯子也好。
秘书问：“那另外一半怎么办呢？”
“他们要是讲互助，那就两个人合用一条毯子。成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我说。
回到办公室，我发现村里的街道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这一天其余的时间与往常一样，到了晚上从华沙犹太人事务办公室来了一个电话，我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单位。一个有着明显少年口音的人问我是不是手里掌握着五百名希腊犹太人。我说，是的；又说，不知怎么处理他们才好，因为此前没有人通知我他们要来这里。
那人说：“看来出了错。”
“好像是这样。”我说。接着，就沉默起来。
沉默的时间很长。
那人说：“那趟列车应该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卸车。我想是这样的。不大清楚。请等一下。”
话筒贴在我耳朵上有十分钟之久。其间，我的女秘书拿着一些文件来了，让我签字。有个秘书送来一份备忘录，是关于本地牛奶产量下降的。另外一个秘书刚要说话，我让他闭嘴。他于是在一张纸上写下要说的话：“种土豆的人把准备送莱比锡的土豆给偷走了。”这让我大吃一惊，因为这些土豆是这些人在德国人的农场种植的，他们刚刚在本地定居，都想表现得模范一些。
我就在秘书那张纸上写道：“怎么回事？”秘书在我的问题下面写道：“不知道。可能是伪造了发货单据。”
我想，对呀，可能这不是第一次了。但不是我手下的农民。可如果是他们干的呢，我能怎么办？难道把所有的农民都关进监狱吗？那又有什么好处？难道这土地就都不种了？要不然罚款？让他们比现在还穷？我决定不能这样做。我在秘书那句话下面写道：“再查查！”又加了一句：“好好干！”
秘书冲我一笑，举起手来，动动嘴唇，好像在说“希特勒万岁”，然后，踮着脚走了。这时，话筒里那人问道：
“您还听着吗？”
“我听着呢。”我说。
“您看，眼下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车皮去接那些犹太人。从管理上说，他们归上西里西亚。我已经跟上司说了，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您自己把他们处理掉。”
我没吭声。
“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声音从华沙传过来。
“是的。懂了。”我说。
“那全都清楚了？”
我说：“对。但我更希望得到一份书面命令。”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唱歌般的笑声。我想，我儿子的笑声也可能是这样的；这笑声让我回想起乡下的午后时光、鱼儿成群的蓝色河流、花香和双手拔出来的牧草。
“您别天真了！”那声音没有半点狂妄的意思。“这种命令从来不见诸文字。”
当天夜里，我无法成眠。我明白他们这是要求我自己动手又冒着风险去消灭那些希腊犹太人。次日早晨，我在办公室打电话给村长、消防队长、警察局长和老兵协会会长，约他们在村里俱乐部开会。消防队长说不能参加聚会，因为有匹马要下崽。我说，不是聚会赌钱，是急事。他想知道什么事。我说，等见面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等我到俱乐部的时候，人都到齐了，正围着桌子听一个老服务员讲笑话。桌子上有刚出炉的热面包、黄油和果酱。老服务员一看见我就不吭声了。他岁数不小了，矮个子，很瘦。我在一把空椅子上坐下，对服务员说：请给我一杯咖啡。等咖啡来了以后，我请他离开了。随后，我用三言两语给大家说明了目前我们所处的形势。
消防队长说，应该立即打电话给可以接收犹太人的俘虏营。我说，已经给海乌姆诺某人谈了此事。消防队长打断我的话，说道，应该跟上西里西亚集中营联系。于是，讨论就此展开。人人都有朋友的朋友，等等。我让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自己安安静静地喝咖啡，把面包一分为二，抹上黄油，吃了。再把果酱抹到另外一半上，吃了。咖啡的味道好极了。不像战前咖啡的味道，但是好喝。吃完，喝完，我说，各种方案早就一一考虑过了；消灭希腊犹太人的命令是斩钉截铁的。我问大家：问题是如何消灭？各位想出什么办法了吗？
都在吃喝的同事们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为了打破这难堪的冷场局面，我问村长他的感冒怎么样了。他说，他想活不过这个冬天了。大家都笑了，以为村长是在开玩笑呢。可他说话是认真的。后来，我们说起了土地的事情，是两个农场之间的地界问题，事情是一条小溪引起的，一夜之间，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