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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诺夫认为，真正的作家、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创作者，首先应该是有责任感和理智成熟的人。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善于倾听，善于在恰当的时候采取行动。应该合情合理地抓住机会以及适当地表现出学问。学问太多容易招人嫉恨。太投机取巧遭人怀疑。真正的作家应该是心平气和的人，有判断力的人。绝对不抬高嗓门说话，绝对不挑起争端。应该适度地和蔼可亲，应该不轻易树敌。尤其是不叫嚣，除非大家都叫嚣。一个真正的作家应该知道，他身后有作协、艺术家工会、文联、诗人之家。伊万诺夫常想：进教堂的头一件事是什么？是脱帽啊！咱们就不划十字了吧！行！不划了。咱们是现代人。但起码要脱帽呀！青年作家可是相反，进了教堂就是不脱帽，打死也不脱帽，真真令人遗憾。而他们不仅不脱帽，而且哈哈大笑，哈欠连连，搞同性恋，大放臭屁。有些人甚至鼓掌，喝彩。
但是，鲍里斯·安斯基要拿出来的东西，实在太有诱惑力，即使伊万诺夫再谨慎小心，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双方好像是在科幻作家的房间里达成的协议。
一个月后，鲍里斯·安斯基入了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伊万诺夫和作家的老情妇——玛卡丽达·阿法纳谢夫娜，莫斯科一家研究所工作的生物学家。在鲍里斯·安斯基的档案里，入党的那一天可与婚礼媲美。三人和另外加入进来的作家在作协餐厅举行晚宴庆祝；饭后，他们拉着玛卡丽达在莫斯科的贫民区闲逛，这女人已经烂醉如泥，几近昏迷状态。在一个棚户区里，就在伊万诺夫和那两个作家高唱失恋的歌曲、你再也见不到那样眼神的歌曲、你再也听不到的天鹅绒般柔情歌曲的时候，玛卡丽达醒了，用她的小手，隔着鲍里斯·安斯基的裤子，抓住了他的阴茎和睾丸。
她不看着他的眼睛，而是盯在他脖子到肚脐之间的某个不确定的地方，说道：“如今你可是共产党员啦，这玩意儿可需要坚硬如铁啊。”
鲍里斯·安斯基问道：“真的吗？”
玛卡丽达声音含混不清地说道：“别嘲笑我！我已经认出你是谁了。一眼就发现了你。”
鲍里斯·安斯基问她：“我是谁？”
“是个把理想和现实混淆在一起的犹太小子。”
鲍里斯·安斯基低声说：“现实有时纯粹就是愿望。”
玛卡丽达笑了。
她问：“那怎么把二者炒在一起啊？”
鲍里斯·安斯基说：“同志，要盯住火候，比如，特别要注意某些人士。”
她问：“哪些人呢？”
鲍里斯·安斯基说：“注意病人。比如，注意结核病患者。在医生眼里，结核病患者已经不可救药了，尤其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了。但是，这些患者自己，在夜里，尤其漫漫长夜，愿望就是现实，现实就是愿望。或者您看看那些无能者吧。”
她没有松开鲍里斯的生殖器，问道：“哪种无能？”
鲍里斯说：“当然是性无能。”
“啊！哈哈！”玛卡丽达叫了一声，嘲讽地一笑。
鲍里斯低声说：“性无能痛苦的程度跟肺病患者差不多一样，他们有欲望的感觉。那是一种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不能替代现实，而且会压倒现实的欲望。”
她问：“你认为死人也会有性欲吗？”
鲍里斯说：“死人不会有。但活死人会有。我在西伯利亚当兵的时候，认识一位猎人。他的性器官被挖掉了。”
玛卡丽达笑道：“性器官！”
鲍里斯说：“阴茎和睾丸。撒尿时靠一根麦管，蹲着或者跪着，劈开双腿。”
“明白。”玛卡丽达说。
“再说，这个人已经不年轻了；每周无论天好坏，都要去森林里寻找他的阴茎和睾丸。大家都以为总有一天他会死在暴风雪里；但是，经过几个月的出行，他总是还回到村子里来，总是带回来同样的消息：没有找到阴茎和睾丸。有一天，他决定不再外出了。好像一下子就苍老了许多：本来是五十岁的人，一夜之间，像是八十多岁的了。我们小分队离开了那个村庄。四个月后，我们又路过那个地方，打听那个没生殖器的男人怎么样了。村里人说，他结婚了，过上了幸福生活。我和同志们去看他，发现他正准备干粮，准备再次长期待在森林。样子不像八十，而是五十了。也许从眼神、面部表情、嘴唇和颧骨上看，更像四十岁的。两天后，我们离开了那里，我那时想，这个猎人成功地用愿望战胜了残酷的现实，用自己的理想改造了环境、村庄、村民、森林、白雪、阴茎和睾丸。我想像着他在针叶林里叉开腿、跪着撒尿的样子，向着北方、白色的雪原、暴雪走路的情景：身背套索，全然没有意识到我们所说的命运安排。”
“这个故事很美。”玛丽卡达一面松开鲍里斯·安斯基的生殖器，一面说道，“可惜我太老了。我见过的事情太多了，难以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鲍里斯·安斯基说：“不是信不信的问题。是理解和随后进行变革的问题。”
从那一刻起，鲍里斯·安斯基和伊万诺夫仍然各行其道，至少表面上如此。
鲍里斯这个年轻犹太人的活动多到了发疯的程度。比如，1929年，二十岁的他参加创办了一些杂志，里面从来没有他的名字，地点分别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斯摩棱斯克、基辅、罗斯托夫。他是想像之声剧团创始人之一。他曾经尝试出版赫列勃尼科夫［27］的遗作。他以一家从未面世的报纸记者身份采访了两位将军，图哈切夫斯基和布鲁切尔。他有过情妇，是医学女博士，名叫玛丽娅·萨米亚蒂娜，比他大十岁，是党的高级领导人的妻子。他还结交了格里高里·亚阔文——当代德国史大专家；他俩在遛大街时谈了许多关于德语和犹太人使用的意第绪语的问题。他结识了季诺维也夫［28］。他用德语写了一首关于托洛茨基［29］被流放的诗歌。他还用德语写了一系列格言式的文章，题为《对艾乌黑尼娅·博斯之死的思考》。艾乌黑尼娅·博斯是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艾乌黑尼娅·格特利波夫娜（1879—1924）的化名。对此人，皮埃尔·布鲁埃［30］说：“她于1900年入党。1903年转入布尔什维克党。1913年被捕，1915年被流放，随即出逃，去美国避难；与布哈林和皮达可夫结党反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方针。回国后，经过二月革命，她担任基辅起义和内战的领导人。是四十六人声明的签字者之一。1924年自杀以示抗议斯大林的迫害。”鲍里斯·安斯基还用意第绪语写了关于伊万·拉佳（1887—1920）的情诗，里面充满了外来词。伊万·拉佳是芬兰党的创始人之一，可能在党内高层斗争中被暗杀。鲍里斯·安斯基还阅读未来主义作家的作品、离心派作家的著作、意象主义的文章。他读过巴维尔［31］的文章，读过普拉托诺夫的早期小说，读过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作品（一点也不喜欢），读过安德烈·别雷［32］的长篇小说《彼得堡》——让他连续四天失眠。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文学未来的论文，开头第一句是“乌有”，最后一句话还是“乌有”。与此同时，让他感到苦恼的是他跟玛丽娅·萨米亚蒂娜的关系；她另外还有一个情人——一个专门治疗肺病的医生，他能让肺结核病患者恢复健康啊！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克里米亚半岛；他把玛丽娅·萨米亚蒂娜看成是基督的化身，穿白大褂、没胡须的活菩萨——会在1929年鲍里斯·安斯基梦中再度出现。鲍里斯·安斯基在莫斯科图书馆里不停地发奋。有时，只要一想起父母来，就给双亲写信。父母就满怀关爱、想念和勇敢地给他回信，因为父母勇敢地不说饥饿、物质匮乏——在昔日肥沃的第聂伯河流域居然会出现粮食短缺！鲍里斯·安斯基还有时间写了题为《兰道尔》的讽刺怪剧，取材于德国作家古斯塔夫·兰道尔［33］的最新故事，1918年兰道尔写下了《面对作家的演说》，1919年兰道尔因为参加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活动被枪决。同样是在1929年，鲍里斯·安斯基阅读了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刚刚发表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他觉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