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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全村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说明住户的出身或者宗教的蛛丝马迹。最后，他在一间靠近“甜溪”的房子里住了下来。第一宿过夜，他做了好多噩梦，几次让他惊醒过来。但他想不起来梦的内容。他睡觉的床铺位于一层的壁炉旁边，很窄，很柔软。第二层像个楼阁，也有一张床，有一扇小小的圆窗，像船里的舷窗。他在一个大箱子里发现了一些书籍，大部分是俄语的，但奇怪的是也有德语的。他知道很多东部的犹太人懂得德语，因此推测这家人是犹太人。有时，半夜从噩梦里喊着惊醒过来，点燃床边总是放着的一支蜡烛，会安静好长时间，坐着，双腿露在毯子外面，望着眼前跟着烛光舞蹈的物品，感觉毫无办法可想，与此同时，寒气慢慢让他感觉透心凉。有时，早晨醒来，心情再次安静下来，一面望着泥和麦秸的天花板，一面想这房子有种说不出的女人味。
附近居住着一些不是本村的乌克兰人，他们来这里不久，是给从前的国营农场干活的。每当汉斯出门，这些乌克兰人就冲他脱帽，点头问候。开头几天，汉斯不搭理他们。但是，后来也不好意思地招招手，好像是说“再见”。他每天早晨都去“甜溪”。用匕首挖坑，把个带柄小水锅放入坑中，等流满水后，拿起来就喝，不管有多凉。
随着冬季的到来，所有的德国人都躲进了这个砖头加水泥的房子。有时，大家开晚会，一闹就到天亮。外面的世界没人想着这几个人，似乎前线的失利已经让他们几个消失不见了。有时，这些大兵出去寻找女人。有时，互相鸡奸。没人说什么。有个79师的老战友对汉斯说：这里是寒冷的天堂。汉斯瞅了他一眼，好像不明白他在说什么。那战友拍拍汉斯的后背，说道：可怜的汉斯，可怜的汉斯啊！
有一次，汉斯好久没照镜子了，他在木屋角落里发现一面镜子，就拿起来看看。镜中人留着金色、乱蓬蓬的胡须，又长又肮脏的头发，眼睛干涩，空洞无神。他心里说：臭狗屎！接着，他解开了颈部的绷带：伤口已经结疤，表面上无大碍。绷带很脏，血痂摸上去硬硬的；为此，他决定把绷带扔进壁炉里。随后，他开始在房子里寻找可以代替绷带的东西。结果找到了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安斯基的手稿，隐藏的地点就在壁炉后面。
隐藏的地点极简单又极聪明。壁炉也可以做饭，开口宽，通风口长，足以让一个人蹲着钻入炉内。开口宽从外面一眼可以看清楚；壁炉内纵深长从外面则很难发现，因为熏黑的炉膛起着最微妙的伪装作用。肉眼看不出炉内尽头有道沟，比较浅，但是足以让一个人蜷曲着腿坐在里面，得到黑暗的庇护。汉斯·赖特尔在孤独的木屋里寻思：为了让藏匿点运转良好，需要有两个人才行：一个藏进去；一个人在外面放上熬粥的锅子，点火，一次又一次地添放木柴。
有好几天的时间，这个问题占据着汉斯的心头，因为他想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可以更好地了解鲍里斯·安斯基的生平或者思维方式或者他绝望的程度或者鲍里斯非常熟悉的什么人。有好几次，汉斯试着从壁炉里面点火。只成功了一次。很难把水锅或者俄式茶炉放置在木柴旁边。由此，他推断出建造这个藏匿点的人，修建的同时就在考虑，某人某天要藏在这里，另外一个要帮助这个人隐藏。汉斯想，一个人自救，一个人救人。一个人会活下来，一个人会牺牲。一个人等天黑下来逃跑，一个人留下来成了牺牲品。有时，在下午，他钻进那隐匿点，只拿着鲍里斯的手稿和一支蜡烛，读啊，读啊，一直待到深夜，到肌肉抽筋，冻僵为止。
鲍里斯·阿布拉莫维奇·安斯基1909年出生在克斯特基诺村，就是德国大兵汉斯·赖特尔眼下占据的这间房子里。父母是犹太人。这个村子的几乎全部居民都是犹太人。父母以买卖女衬衫维持生活。父亲从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科或者敖德萨批发过来，然后在这个地区的大小村庄零售出去。母亲养鸡，卖鸡蛋，她家不需要买菜，因为有一片小菜园，开发得不错。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就是鲍里斯；那时夫妻已进入中年，像《圣经》中的亚伯拉罕和撒拉，中年得子，大喜过望。
有时候，亚伯拉罕·安斯基跟朋友聚会时，说到儿子有些娇生惯养，以至于感觉在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献出孩子祭祀用。村里东正教的教徒们听了此言，大惊失色；或者装出大惊失色的样子；其余的人则开怀大笑。亚伯拉罕·安斯基得出结论说：我倒是没牺牲儿子，可牺牲了一只母鸡！一只母鸡，一只母鸡啊！不是羊羔，不是我儿子，是一只母鸡啊！是一只下金蛋的母鸡啊！
到了鲍里斯十四岁的时候，他参加了红军。告别父母的场面令人感动。先是父亲无助地哭了，接着是母亲，最后是鲍里斯扑入父母的怀抱，也哭了。莫斯科之行永世难忘。路上，他看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面孔，听到了许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谈话或独白，读了墙壁上令人难以置信的纲领——预告天堂般的生活开始了；无论走路还是乘车，他看见的一切都给他留下了鲜活的印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村子，如果不算两次陪父亲在本地区卖女衬衫的话。在莫斯科，他前往征兵办公室。他要求参军打弗兰格尔［16］，人家告诉他，弗兰格尔已经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说，愿意参军打波兰人；人家告诉他，波兰人已经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喊着说，他要参军打克拉斯诺夫［17］或者邓尼金［18］，人家告诉他，这两个人都被打败了。于是，鲍里斯说，那好吧，他要参军打白哥萨克或者捷克人或者高尔察克或者尤邓尼奇或者协约国军队，人家告诉他所有这些敌人都被打败了。人家还说：这些战事消息传到你村里的时间太晚啦。人家还问他：小伙子，你是哪个村子的啊？鲍里斯回答说：第聂伯河边上的克斯特基诺村。这时，有个抽着烟斗的老兵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问他是不是犹太人。鲍里斯回答说，对，是犹太人。他看看老兵的眼睛，才发现对方是个独眼龙，而且少了一只胳膊。
“打波兰人的时候，我们连队里有个犹太同志。”老兵说着吐出一口烟来。
鲍里斯问：“他叫什么名字？说不定我认识他呢。”
“小伙子，莫非你认识苏维埃政权下所有的犹太人吗？”独眼断臂老兵问他。
“不，当然不都认识。”鲍里斯说着脸红了。
老兵从他坐着的角落里说道：“他叫迪米特里·韦尔比斯基。牺牲的地点距离华沙有一百公里。”
随后，独眼老兵晃晃身子，用毯子蒙住后脑勺，说道：我们的指挥官叫科洛连科，也在同一天牺牲了。于是，鲍里斯以超音速想像着韦尔比斯基和科洛连科，看见科洛连科在嘲笑韦尔比斯基，听见了科洛连科在韦尔比斯基背后说的话，进入了韦尔比斯基夜间的思维状态，进入了科洛连科的心思里，进入了二人朦胧变化的希望中，进入了他俩的信念和骑马的队伍里，进入了他俩走进的森林和穿过的泥泞土地，听见了田野上夜间的嘈杂声和士兵们早晨上马前难懂的谈话。他看见了村庄和耕地，看见了教堂和从地平线上升起的袅袅炊烟，直到二人牺牲的那一天——天空完全是灰的、彻底的灰色、绝对的灰色，仿佛数千里的乌云都从那片土地上经过，一刻不停，无尽无休。
那时，不到片刻时间，鲍里斯决定不当兵了；可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征兵办公室的准尉递给他一张纸片，要他签字。于是，就当了兵。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鲍里斯一直在出差。他到过西伯利亚，到过诺里尔斯克铅矿，到过通古斯卡盆地，为寻找煤矿的鄂木斯克技术人员做警卫工作，到过雅库茨克，登上利纳山直达北冰洋，进入北极腹地，陪同一组工程师和一名神经科医生前往新西伯利亚群岛，到达后有两名工程师疯了，一位是文疯子，一位是武疯子；根据医生的指示，他们不得不就地处决了武疯子。医生解释说：武疯子无药可治，何况是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会得雪盲，会神经错乱。后来，鲍里斯到过鄂霍次克海，跟随的是后勤支队，任务是给一支迷路的侦察分队送给养；但是，走了几天后，后勤支队也迷了路，吃光了给侦察兵的粮食。后来，他住进了海参崴一家医院，后来到过阿穆尔河，后来见到了贝加尔湖，湖边有成千上万只野鸟；到过伊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