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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您劳动。我去您家吧。罗亚的报告有十页。他的工作就是步步追踪凯利的专业活动。报告里有几个名字，是首都联邦区的人，还有在阿卡布尔科、马萨特兰、瓦哈卡举办的晚会。据罗亚说，凯利代办的大部分工作只能看成是遮遮掩掩的皮肉生意。是高级的嫖娼活动。她那些模特就是妓女，她组织的晚会只为男子服务，甚至她赚钱的百分比都像豪华妓院鸨母的收入。我告诉罗亚我很难相信他的话。我把报告摔到了他脸上。罗亚弯腰，从地上捡起报告，再次交给我。他说：您把它读完吧！我接着看下去。大粪，纯粹是臭大粪！后来出现了萨拉萨尔·克莱斯波的名字。据罗亚说，凯利早就为萨拉萨尔·克莱斯波工作过，一共四次。我看到从1990到1994年，凯利至少十次乘飞机去埃莫西约，其中有七次转机到圣特莱莎。与萨拉萨尔见面都标在“举办晚会”的栏内。从埃莫西约到首都的航班判断，凯利在圣特莱莎的时间从来没超过两天。她带到圣特莱莎的模特人数是有变化的。起初，1990或者1991年，她带去四五人。后来，只带两个。最后几次，只剩下她自己了。也许那时才是真正在组织晚会呢。与萨拉萨尔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名字。一个名叫康拉多·巴迪亚的人，是个索诺拉的企业家，兴趣在加工厂、运输公司和圣特莱莎的屠宰厂上。据罗亚说，凯利为这个康拉多工作过三次。我问罗亚：这个康拉多是个什么人？罗亚耸耸肩，说道：此人很有钱，是个敢冒险的家伙，不怕任何灾难。我问罗亚是否到过圣特莱莎。他说：没有。我问他是否派手下去过。他说：没有。我说：请你去一趟圣特莱莎，我想看看问题的核心；请继续调查吧！片刻间，他好像在考虑我的建议，也许似乎在寻思应该如何回答才好。接着，他说他不愿意我浪费时间和金钱。根据他的看法，这个案子已经了结了。我冲他喊道：就是说你认为凯利死了？他不失半点稳重地缓缓说道：差不多吧。我吼起来了：怎么会“差不多”呢？该死的！要么活着，要么死了。他非常严肃地说：在墨西哥，人们有可能差不多就是死了。我瞅了他一眼，真想给他一记耳光。这家伙是多么冷酷无情啊！我几乎是尖叫着喊道：无论在墨西哥还是世界的什么地方都不可能差不多死了。别说话像个导游一样！要么我的女友活着，你就找到她；要么死了，你就找出凶手来！罗亚微微一笑。我问他：你笑什么？他说：说我像导游，真逗。我说：我讨厌墨西哥人的言行都像《人鬼之间》［32］的一切。罗亚说：可能就是半人半鬼吧。我说：不，不，不可能半人半鬼。片刻间，罗亚沉默不语，双腿交叉，很有尊严地坐在那里，在思考我刚刚说的话。罗亚终于开口道：可能要用好几个月的时间，甚至几年。他又补充说：另外，我想有人会不让我工作。是谁？女众议员，您的人，您党内的同志。我支持你。我时时刻刻在你身边！罗亚说：我觉得您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了。我说：该死的，我当然要充分估计自己的力量。否则的话，也到不了今天的位子。罗亚再次沉默。刹那间，我以为他睡着了，但是他眼睛睁得很大。我看也不看他，说道：您要是不干，我找别人。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要走。我送他到门口。我问他：干不干？他说：看看能做点什么吧。但我不做任何保证。他走上了通向街道的小路。门外，我的保镖和司机像呆子发懵一样地看看他。
一天夜里，玛丽－苏·布拉沃梦见有个女子坐在她床脚下。她觉得有人压在床垫上；但是，抻了抻腿，什么都没有。那天夜里上床前，她从互联网上看到两条关于乌里韦堂兄弟的消息。其中一条是首都一家大报记者写的，说是安东尼奥·乌里韦的确失踪了。他堂弟达尼尔·乌里韦好像在美国图森，这位记者跟他通过话。据达尼尔·乌里韦说，克劳斯·哈斯提供的全部情况都是谎言，轻而易举就可以推翻。但是，关于安东尼奥的下落，他没提供任何细节，或者记者套出来的细节也是模棱两可、不准确、拖拖拉拉的。玛丽－苏·布拉沃睡醒时，房间里有女子的感觉没有完全消失，直到她下床，去厨房喝口水，方才好些。次日，她打电话给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她没想好要问什么，想要听什么；但是，需要听见她的声音压倒了一切讲究逻辑的话语。确定那声音是女律师后，她问克劳斯·哈斯的情况如何。女律师维克多利亚·桑多拉娅回答：近几个月来都一样。问她是否看过达尼尔·乌里韦的声明。女律师说看了。玛丽－苏说：我打算采访克劳斯·哈斯。您觉得一定要我问他什么问题吗？女律师说：我没有。玛丽－苏觉得女律师说话的口气像是人进入了催眠状态。后来，她不合时宜地问起了女律师的生活。女律师说：我的生活无关紧要。那说话的口气像个傲慢的女性对付一个冒失的女孩。
12月15日，埃斯特尔·佩雷阿·贝尼娅，二十四岁，被人开枪打死在“群狼”舞厅。受害人当时坐着，桌旁有三位女友。邻桌，有个模样俊俏的男子，身穿西装、白衬衫，掏出一把手枪在玩弄。那是一把5906型史密斯威森手枪，带十五发子弹。据目击证人说，那家伙此前与埃斯特尔和她一个女友跳过舞，那是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据目击者说，持枪者的两个同伴要他把枪收起来。那家伙不听。看来他要给什么人留下深刻印象，估计就是那受害人，或者受害人的女友，此前他与二人跳过舞。据另外一些目击者说，那家伙说自己是附属缉毒大队的检察员。外表像检察员。高大、结实，头发剪得漂亮。就在他玩枪的时候，子弹走火，打中埃斯特尔的致命部位。急救车来到时，姑娘已经咽气。凶手逃逸。欧尔迪斯·雷伯耶多亲自办理此案。次日，他就告诉新闻界：警方已经找到了一具男尸（衣服和体貌特征与杀害埃斯特尔的凶手吻合）；他躺在墨西哥石油公司仓库后面的旧体育场上，手持史密斯威森手枪，与杀害埃斯特尔的枪支一样，死者右太阳穴有弹孔。他叫弗兰西斯科·洛佩兹·里奥斯，有盗车前科。但他不是天生就会杀人的，哪怕是意外杀人，也会让他感到心慌意乱。雷伯耶多说：他自杀了。案子了结了。后来，拉罗·古拉对艾比法尼奥说：真奇怪啊，为什么不辨认一下尸体呢？还有奇怪的是杀人犯的两个伙伴怎么没有露面呢？还有奇怪的是，那支史密斯威森手枪放进枪库后怎么不见了呢？最奇怪的是，盗车贼会自杀吗？艾比法尼奥问古拉：你认识这个弗兰西斯科·洛佩兹吗？拉罗说：见过一次。让我说的话，他可没什么魅力。我觉得更像只耗子。艾比法尼奥：种种迹象都奇怪啊。
女众议员说：我请罗亚为这个案子工作了两年。在这两年里，我有时间打造一个慢慢深入到媒体内的形象：她对暴力敏感而且坚决反对暴力，她代表党内改革派的主张，不仅是新陈代谢，而且是针对墨西哥的现实情况改变态度，改变看法，形成开放和非教条的观念。实际上，我仅仅为凯利的失踪感到义愤填膺，为她成为恶搞的对象而狂怒。我越来越不在意所谓的公众看法、选民的看法；实际上，我看不到选民骨子里的东西，即使看到，也是非本质或者次要的，是轻视。但是，每当我了解别的案子，每当我听到了别的呼声，我的火气就获得了群体价值；我的火气就变成了群体性的火气，或者群体性的表示方式；如果能看到我的火气，那它就是成千上万牺牲者复仇的拳头。坦诚地说，我想自己正在变成疯子。我听到那些呼声（只有呼声，没有面孔，没有形体）来自沙漠。我在沙漠里，手持匕首漫游。匕首上映照出我的面孔。我满头白发，面颊干瘪，布满伤痕。每个伤疤就是一个要我白费力气去回忆的故事。最后，我开始吃镇静剂。每隔三月，我见罗亚一次。尊重他明确的意愿，我一直不去他办公室找他。有时，他给我打电话；有时，我给他打电话，都用安全线路；通话时，我俩都不说要紧的事，因为罗亚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借助罗亚提供的情况，我逐渐完成了一张凯利失踪地点的拼图。由此，我得知银行家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举办的晚会，实际上是纵欲狂欢；凯利有可能扮演狂欢会上的乐队指挥。罗亚曾经跟一个为凯利工作过几个月的女模特谈过话。如今她居住在美国圣迭戈。那女模特告诉罗亚，萨拉萨尔分别在两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