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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白了。塞尔希奥说：很明白。后来，主席问我是不是用过早餐。我说没有。他派人送来一份索诺拉风格的早点，一份边疆地区的早饭。我俩等候饭菜的当口，两名身穿侍者的公务员忙着在他办公室的窗户旁边摆放桌椅。从那里可以看到圣特莱莎老城广场人来人往的情景，有的为工作，有的是消磨时光。我觉得这是个可怕的地方，虽然有光线，像是金黄色，上午淡黄，下午深黄，仿佛黄昏的空气里充满了来自沙漠的尘土。饭前，我对主席说是为凯利·里维拉的事情来的。我说：凯利失踪了，希望能找到她。主席叫来了秘书，命他记录在案。众议员，您的女友叫什么名字？凯利·里维拉·派克尔。又问了一些别的问题：失踪日期，居住在圣特莱莎的原因，年龄，职业，等等。秘书一一记下我的话。我回答完问题，主席吩咐秘书快去找检察员领导，一个什么欧尔迪斯·雷伯耶多，请他马上来市政府。关于萨拉萨尔·克莱斯波，我一句没说。我打算看看事态的发展。随后，我和主席开始吃牧场风味的煎鸡蛋。
玛丽－苏·布拉沃请求编辑部主任让她调查《民族报》记者失踪事件。主任回答说：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可能彻底疯了，可能在图巴克国家公园里漫游呢，也可能在巴塔哥尼亚湖畔国家公园闲逛，边吃浆果边自言自语呢。玛丽－苏说：这两处公园里没什么浆果。主任回答说：那就流着口水自言自语吧。但是，最后他还是同意委派她去做这个报道。她先到了大峡谷，那里是《民族报》所在地，找了社长谈话，那人像个打短工的；找了写过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失踪消息的记者——是个十八岁（也许十七）的小伙子，对记者的工作非常认真。后来，她在小伙子陪同下去了索诺伊塔，到了埃尔南德斯·迈尔卡多家里。小伙子使用一把说是存在报社办公室的钥匙，可玛丽－苏觉得像是一把撬锁铁钩，开了房门。还去了治安官办公室。治安官说埃尔南德斯可能在加利福尼亚。玛丽－苏想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认为。治安官说：这个记者身上的疑点太多了（比如，欠了六个月房租。房东想把他赶走），他在报社的收入勉强才够吃饭。小伙子不得不承认治安官的话是对的，他说：《民族报》工资少，因为它是老百姓的报纸。治安官笑了。玛丽－苏想知道埃尔南德斯有没有汽车。治安官说没有。埃尔南德斯如果想要离开索诺伊塔，他就得去乘坐公交车。治安官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他送玛丽－苏去公交车总站，打听埃尔南德斯的去向。但人们的回答是混乱的，没有用处。据一个老售票员、一名司机和几个乘客说，埃尔南德斯乘车和不乘车的可能性一样多。离开索诺伊塔前，玛丽－苏想再次看看埃尔南德斯的家。一切都原封没动，看不出有暴力的痕迹，为数不多的家具上，积满了灰尘。玛丽－苏问治安官是否打开过埃尔南德斯的电脑。治安官说没有。于是，玛丽－苏信手打开电脑，查阅记者兼诗人的文档。她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有个用混成语写成的神秘小说开头。有发表过的文章。有关于亚利桑那州南部牧场短工的人物简介。有关于克劳斯·哈斯的文章，几乎都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的。别的价值很小。
12月10日，永罚牧场的几个工人报告警察：在通往黑屋公路约一公里二十五米的地方、位于牧场的边界地区发现尸骨。起初，他们以为是动物骨架；但一看到骷髅，方才明白是判断错误。据法医分析，是一具女尸，由于时间久远，死因难以断定。距离尸骨三米处发现了一条紧身裤和一双网球鞋。
女众议员说：我在圣特莱莎一共度过两夜，睡在墨西哥饭店。虽然大家都准备容忍我的任何怪念头，可实际上，事情毫无进展。这个什么欧尔迪斯·雷伯耶多像是一派。市政委员会主席像另外一派。副首席检察官像个耄耋老者。人人撒谎，个个胡说。一下子都信誓旦旦地肯定，绝对没人报告凯利失踪的事情，可我确凿地知道她的女合伙人就报了案。萨拉萨尔·克莱斯波这个名字一次也没人提起。没人告诉我妇女失踪的事情。可这已经是家喻户晓的话题。更没人把凯利与这些案子联系起来考虑。临离开前的那个晚上，我打电话给三家地方报社，通知他们我要在墨西哥饭店开新闻发布会。会上，我讲了凯利的事情。后来全国性的大报也转载了。我说除去我是凯利的朋友，我还是政治家和维护妇女权益的人，我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揭开真相。我心里暗暗盘算：这群浑蛋，他们不知道在跟谁斗呢！该让他们尿裤子了。那天夜里，新闻发布会后，我躲进房间，开始打电话。我找了革命制度党的两位众议员，是我可靠的朋友。他俩说一定会支持我走到底。这正是我希望的。接着，我给凯利的女合伙人通话，告诉她我在圣特莱莎。这个可怜又非常丑陋的女子哭了，不知为什么连连谢我。后来，我给家里打电话，询问这几天是否有人找我。罗莎给我念了来电话的名单。没有意外的电话。一切如常。我打算睡觉，但无法成眠。有一阵工夫，我望着窗外的城里建筑、花园、时不时有豪华轿车通过的大街。我在房间里转悠。注意到室内有两面镜子。一面在房间尽头，另外一面挂在门口，并不互相映照。但如果你摆个特定的姿势，一面镜子会出现在另外一面镜子里。没有出现的是我。我想：真怪啊。我一面等着睡意，一面摆各种姿势做实验。这样熬到了清晨五点钟。我越是琢磨这两面镜子，心里越是不安。我明白到了这个钟点再上床就有些荒唐了。洗个淋浴，换了衣服，打点行李。六点一到，我就下楼去餐厅吃早饭了。这个时候，餐厅还没开门。但是，饭店的一个工作人员进了厨房，为我准备橘汁和浓咖啡。我想吃，可吃不下去。七点，出租车把我送到了机场。路经城里街区的时候，我想起了凯利，想到凯利看街景的心思会跟我一样；于是，我知道她肯定会回来的。一回到首都，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一位曾经在联邦政府司法部总检察院工作的朋友，求他推荐一位优秀侦探给我，希望这个侦探没有可疑之处，能胜任工作。朋友问我出了什么事情。我把原委说了出来。他给我推荐的人名叫路易斯·米盖尔·罗亚，他曾经在司法部总检察院工作过。我问：他为什么不继续在那里工作了呢？朋友说：因为私企挣钱多。我在想：这位朋友没有把应该告诉我的都说出来。因为在墨西哥从什么时候开始私企和国企是水火不容了呢？但我只说声“谢谢”，请他为我约见这个罗亚。我的朋友通知了罗亚，说好跟我见面。罗亚的模样很怪。个子矮胖，但像个拳击手，没有半点赘肉，虽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大概有五十多岁了。彬彬有礼，穿着整齐；他办公室很大，至少有十个人在为他工作，其中有女秘书和专业保卫人员。我把凯利的事情说了一遍，谈到了银行家萨拉萨尔·克莱斯波、他跟贩毒集团的交易、圣特莱莎当局的态度。他没提任何愚蠢的问题。不做记录。甚至问我的电话号码时，也不写下来。我猜测他有录音。我告辞时，他握着我的手说三天后会有消息。他散发着润肤水或者我不熟悉的香水味。那是一种薰衣草和香料的混合物，有一点淡淡的进口咖啡香。他送我到门口。三天。他说这话让我觉得时间太短了。等待时间的流逝会变得遥遥无期。我老大不情愿地又去工作。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接待了一群女权主义运动人士。在凯利失踪后，我对这些人士的态度似乎有宜人的妇女味儿了。她们来了三人，根据我的理解，她们的组织不大。要是从前，我就很想把她们踢出门去；但那时可能我心情郁闷，不大清楚我该做什么，便邀请她们坐一会儿。虽然没谈政治，她们还是很可爱的。其中一位还是我和凯利在教会学校的同学呢，虽说比我俩低两届，但有共同的回忆对象。我们喝茶，聊男人，说说各自的工作；她们三位是大学教师，其中有两位离了婚。她们问我为什么一直独身，我笑了。坦诚地说：我比你们更讲女权主义啊。到了第三天夜里十点钟，罗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第一份报告出来了；如果我想看，可以马上送过来。我说：快来吧！都有点晚了。我问他：您在哪里呢？罗亚说：我在车里。用不着您劳动。我去您家吧。罗亚的报告有十页。他的工作就是步步追踪凯利的专业活动。报告里有几个名字，是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