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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第一次展览作品，就意识到自己犯了一辈子最严重的错误。她一直没结婚，没子女，没家庭（母亲久病后刚刚去世），没有远大计划。回墨西哥恰逢其时。她在首都不费吹之力就找到了工作。她有朋友，她有我啊！您半点都别怀疑，我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用不着去求别人（至少我认识的熟人里），因为她很快就开始在我们所说的艺术圈子里工作了。就是说，她筹备画展，忙着设计和印刷作品目录，跟艺术家们睡觉，与买主谈话，一切由那时的首都艺术品商人中的四大家掏钱，他们是画廊、画家背后的灵魂和操纵买卖的后台。此前，我已经脱离了左派队伍。您别介意啊。我越来越靠近革命制度党的某些派别。有一次，我前夫对我说：如果你还写你目前写的这些东西，那你可要靠边站了，甚至更糟。我不停地在想：“更糟”是什么意思？我继续写下去，继续做文章。结果是不仅没让我靠边站，反而不断收到这样的信号，高层人士对我越来越感兴趣。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代。那时，我们都年轻啊，没有太多的责任感，我们独立，谁也不依靠，也不缺钱花。也正是那几年，凯利决定她应该叫凯利。可我继续叫她露丝·玛丽娅。但是别的人都叫她凯利，直到有一天，她亲口对我说：阿苏塞纳，我不喜欢露丝·玛丽娅这个名字，不好听。我喜欢凯利，人人都叫我凯利，今后你也叫我凯利吧！我说：没问题。既然你愿意我叫你凯利，我就叫你凯利。从那以后，我开始叫她凯利了。起初，我觉得可笑。这纯粹是美国式的附庸风雅。但后来我意识到凯利这个名字对她合适。可能因为凯利有点格蕾丝·凯利［31］的风韵。或者可能凯利这名字只有两个字，而露丝·玛丽娅太长了。或者因为露丝·玛丽娅这个名字容易联想到宗教内容，而凯利不产生任何联想，或者联想到一张照片。家里什么地方应该有凯利·里维拉·派克尔签名的信件。我想甚至连她的支票上都签下凯利·里维拉·派克尔的字样。有人认为名字里有命运的安排。我不信。但假如这说法是真的，凯利选中这个名字的同时，就以某种方式迈进了噩梦，迈进了无形世界。您相信名字里有命运的安排吗？塞尔希奥说：不信。最好别信。女众议员叹息一声，并不好奇地问道：为什么呢？塞尔希奥望着女主人的墨镜，说道：我的名字很普通。有一阵工夫，女众议员双手按住脑袋，好像头疼。他说：讲一件事可以吗？每个人的名字都是普普通通的，都是通俗的。无论叫凯利还是露丝·玛丽娅本质上是一样的。名字总会消失。大人应该把这个道理告诉孩子，从小学开始。但是，这令人恐惧。
“辣椒”垃圾堆给凯瑟勒的印象并不像他走过的街道留下的印象深刻。他一直坐在车里，后面有另外一辆轿车护送，一路颠簸。基诺区、好景区、雷梅迪奥斯区以及城西南的珍宝区、花卉区、布拉达区、白杨树区、城西的牛背山区，都靠近工业保税区，如同双重脊椎骨，鲁文·达里奥和卡兰萨大街，接下来是圣巴尔托罗梅区、瓜达卢佩·维克多利亚、新城区，还有西北边的小玫瑰区。凯瑟勒对报界说：光天化日之下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令人毛骨悚然。我的意思是说，是让我这样的大男人感到恐怖啊。在座的记者没有一个住过上述街区，但人人点头称是。警察们则相反，一个个偷着乐。他们觉得凯瑟勒的口气太天真了。美国佬的口气嘛。当然啦，他是个好人，因为坏美国佬的口气不一样，说话方式不同。凯瑟勒说：到了夜间，那些地方对妇女可太危险了。夜间出行也很冒失。上述大部分街区，除去交通要道，都照明很差，或者完全没有照明设备。凯瑟勒对市政委员会主席说：有些地段，警察根本不去。主席在座位上摇来晃去，好像毒蛇咬了屁股，摆出一副苦相，无限悲伤，充满了可以理解的神情。索诺拉州首席检察官、副首席检察官、几位检察员纷纷开口道：这个问题或许、可能、大概是临时性质的，有可能仅仅是市局的问题；市警察局是由佩德罗·内格雷特主管的，他是圣特莱莎大学校长的孪生兄弟。凯瑟勒问佩德罗·内格雷特是谁，以前是不是给他介绍过。两个年轻力壮、始终护卫凯瑟勒左右的、英语不错的警察告诉他：说实话，没见过佩德罗·内格雷特在凯瑟勒身边待过。凯瑟勒请二位说说佩德罗的样子，因为说不定第一天在机场见过。警察给他描绘了一下佩德罗的形象，但不大情愿，好像一提起佩德罗·内格雷特，就后悔了。画像什么的也没说清楚。凯瑟勒不吭声了。变成了闷葫芦。年轻力壮的警察说：佩德罗·内格雷特是个真正的硬汉子。是检察警署的老人。凯瑟勒想：一定跟他那个大学校长的哥哥一模一样。但是，检察员们笑了，邀请凯瑟勒再来一杯龙舌兰。他们说：不是的，您别这么想。堂·佩德罗和堂·巴勃罗毫无相像之处，一点影子都没有。校长又瘦又高，可以说一身干巴骨头，而堂·佩德罗又矮又胖，一身肥肉，因为他喜欢美味佳肴，无论北方菜还是美式汉堡包，都不厌烦。于是，凯瑟勒思量：是否应该找这个警察局长谈谈啊？是否应该前去拜访他啊？但又想：自己毕竟是客人，他一个地方上的警察局长难道不应该来看看吗？于是，他掏出笔记本写下佩德罗·内格雷特，老检察员，市警察局局长，受尊敬的人，没来看我。随后，忙别的事情去了。他一一研究妇女被害的案情。喝了几杯龙舌兰，嘿，真他妈不赖。开始着手准备大学的讲座材料。一天下午，他像前一天那样，从后门走出旅馆，乘坐出租车前往手工艺品市场，有人称之为“印第安人市场”，有人称之为“北方市场”，给老婆购买纪念品。跟第一次一样，他竟然没有察觉，有辆没车牌的警车全程跟在他身后。
等记者们纷纷离开圣特莱莎监狱之后，克劳斯·哈斯的女律师趴在桌子上，低声啜泣起来，那谨慎的样子与白人妇女的形象相去甚远。印第安妇女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哭泣的。某些印欧混血女人也如是。但白人妇女不这样，何况又是念过大学的白人女子呢。她一觉得克劳斯·哈斯把手放到她肩膀上，不是抚爱，而是友好，或者也许不是友好的表示，而是因为在场时，她连忙擦干已经流到桌面上的眼泪，抬起头来，看看她的被辩护人、未婚夫、好友的面庞，那是一张既僵硬又松弛的脸（怎么可能僵硬的同时还松弛呢？）；他正在以科学的严谨性注视着她，但不是从牢房的角度，而是从外星球硫黄气弥漫的空中。
11月25日，有人发现了一具女尸，她名叫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三十二岁，地点在鲁文·达里奥区苏克雷大街她自己的住处。两天前，即11月23日，妇女示威游行的队伍走遍了圣特莱莎的街道，具体说，是从大学走到市府大楼，抗议杀害妇女的凶手逍遥法外。这次游行是由妇女争取民主与和平组织发起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加入了，此外还有民主革命党和几个大学生组织。据政府当局说，参加人数不超过五千人。据发起者说，人数超过六万。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也在其中。两天后，她被刺杀身亡，死在自己家中。其中一刀穿透颈部，引起大出血，因而致命。玛丽娅·艾蕾娜·托雷斯独自生活。不久前刚刚离婚。无子女。据邻居们说，那个星期，她跟丈夫吵架闹翻。等警察赶到她丈夫居住的公寓时，后者早已出逃。案子由刚刚从埃莫西约来到的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办理。他调查一周后，得出如下结论：凶手不是她丈夫，而是她男朋友，一个名叫奥古斯都，或者迪都·埃斯科瓦尔的人。死者一个月前曾经与此人见过面。这个埃斯科瓦尔住在好景区，无正当职业。派人去找，他已经不在了。也像死者前夫一样，已经潜逃在外。警察在埃斯科瓦尔家中遇到三个男人。经过询问，三人承认一天夜里看见埃斯科瓦尔身穿带血迹的衣服回家。检察员路易斯·比利亚塞尼奥尔坦率地说，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三个浑身发臭的人。他说：三人散发着大粪气味，好像披了一张臭皮。三人是“辣椒”地下垃圾堆上的拾荒者。他们的住处，不仅没有淋浴设备，而且连自来水都没有。检察员路易斯纳闷：这个埃斯科瓦尔怎么能当上玛丽娅·艾蕾娜的情人呢？传讯结束后，检察员把拘留的三人拉到院子里，用水龙头抽了每人一顿。然后，强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