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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艾伯特·凯瑟勒来说，1977年是丰收年。他先后在弗吉尼亚、亚拉巴马、肯塔基、蒙大拿、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印第安纳、缅因、佛罗里达举行讲座。他走遍许多大学，跟过去的学生，如今是老师、已经有了成年的子女，甚至子女都已经结婚的人们谈话。这情况他从来不感到惊讶。他去过巴黎、伦敦、罗马，那里的人们都知道他的名字，听他讲座的人们都带着他的著作（已经译成了法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请他签字、留言（写上几句友好或者智慧的话），他是非常乐于从命的。他还去过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华沙。此外，还有许多别的地方邀请他前往。因此，可以想像得出来，1998年他仍然要像1977年一样四处奔波。艾伯特·凯瑟勒有时想：实际上，世界很小，尤其是乘飞机、坐在头等舱或者商务舱里的时候，他会暂时忘记去塔拉哈西或者阿马里洛或者新贝德福德讲座的内容，而一心一意地观看奇形怪状的云朵。他几乎从未梦见过杀人凶手。他见过很多凶手，跟踪过更多凶手的线索，但非常罕见会梦到他们。实际上，他梦少，或者说总是恰恰在醒来时就把梦境给忘掉了。他老婆（共同生活三十多年了）常常回忆梦境；一旦艾伯特·凯瑟勒在家里落脚，二人吃早饭的时候，她就给丈夫讲梦里的故事。夫妻俩听着广播里的古典音乐，喝着咖啡、橘汁，吃着妻子用微波炉烤好的美味面包片，脆生生的，比任何外面的面包都好。他在给面包片上抹黄油的时候，妻子给他讲述夜里的梦境，她几乎总是梦见自己的亲戚，几乎全部过世了，或者梦见她和丈夫多年未见的朋友。接着，妻子进了卫生间。他去花园鸟瞰一排排红色、灰色、黄色的屋顶，观看干净、整齐的街道，左邻右舍的少爷们随随便便停放在卵石路而不是自己家车库的新型轿车。在这个居民区里，大家都知道他的身份，非常尊敬他。如果他在花园里，有人出来开车，没进车里之前，一定会向他招手致意说您好，凯瑟勒先生！人人都比他岁数小。那些人已经不年轻了，是医生、项目经理、依靠刻苦工作为生的专业人士，尽量不伤害别人，虽说伤害不伤害没法弄明白。有时，邻居们在花园里、游泳池旁边举行烧烤聚会。有一次，经不住妻子恳求，他也去过一次，喝了半瓶啤酒和一杯威士忌。这个小区里，没住着警察。惟一似乎头脑清醒的人是个大学教授，秃顶、瘦高个，后来发现是个只知道说体育的白痴。有时，他想：一个警察或者老警察最好跟女人或者另外一个警察或者同一级别的警察在一起。具体到他这里，最好跟个老警察在一起。他老早就对女人没兴趣了，除非她是女警察，从事研究杀人案的女刑警。有一次，一位日本同行劝他用闲工夫搞搞园艺。那位同行像他一样也是退休警察，一度是日本大阪刑警队的一流专家。他听从日本同行的劝告，一回到家中就对妻子说别雇花匠了，以后花园里的事情由他照管。但是，很快他把一切弄得乱七八糟。只好把花匠重新请回来。他自己纳闷：我根本不神经紧张，干吗要借助园艺来治疗紧张呢？有时候，出差（推销著作，或者给作家和导演当顾问，或者应邀去大学讲学，或者应邀去警察局协助破案）二三十天后回到家里，看见妻子，觉得陌生了许多。当然，认识老婆是肯定认识的。也许让他感到陌生的是她走路和在家里活动的方式，或者是她在黄昏时分请他一道去超市的样子。她总是下午要去一趟超市购买冰冻面包做早餐，吃起来像欧洲刚出炉的而不是从美国微波炉里烤出来的面包。有时候，夫妻俩买完东西，各自推着各自的小车，站在一家书店窗前，那里摆着他平装本的著作。老婆指指里面，说道：你的书还在那里呢！他总是点点头。随后，夫妻俩继续在步行街上闲逛。他认识她吗？当然认识，只不过这个现实、这个小小的现实（给眼前生活充当锚的）似乎失去了轮廓，仿佛时间的流逝对万物产生了多个细孔效应，仿佛把那自身本质就是轻柔、令人满意和真实的东西变得轮廓模糊和更加轻柔起来了而已。
克劳斯·哈斯说：我只见过他一次。是在一家歌舞厅里，或者类似歌舞厅的地方，不过也许就是一个带高音喇叭音乐的酒吧。我是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去的。里面有朋友，也有客户。这个年轻人（指安东尼奥·乌里韦）也在那里，坐在餐桌旁，跟我一起去的熟人中有认识安东尼奥的。坐在这年轻人身边的是他堂兄，名叫达尼尔·乌里韦。有人把这两个乌里韦介绍给我。他俩像是很有教养的小伙子，说英语，穿着打扮像牧场主，但显然不是。二人都结实高大。安东尼奥·乌里韦比他堂兄更高大些。看得出来他俩都去健身房锻炼，举重，练肌肉。还可以看出二人很在意外表形象。脸上的胡须有三天没刮，但是身上没有臭味，头发修剪得合适，衬衫是干净的，裤子是干净的，都是名牌货；马靴锃亮，内衣估计也是干净的，也是名牌，总之，是两个讲究时尚的年轻人。他跟他们聊了一会儿（东拉西扯，聊些你听我说的闲话，都是一些男人的话题，诸如，新车、录像带、DVD、牧场歌曲、包丽娜·卢比奥、歌手，还有那个黑人女歌手名字我不记得了，是惠特尼·休斯顿吗？不，不是，是拉娜·琼斯吗？也不是。是个黑人女子，现在不记得她的名字了）。我跟他俩和别人喝了一杯。后来，我们都离开歌厅到外面去了。不记得原因了。忽然间就都到了外面。那时天黑了，我再也没见到那堂兄弟俩。这就是我最后见到他俩。后来，有个朋友拉我进了他的车子。我们匆匆离去，好像那里有颗炸弹要爆炸。
10月10日，在墨西哥石油公司足球场附近，介于卡纳内阿公路与铁路之间的地方，有人发现了莱提西亚·波莱格·加西亚的尸体。她十八岁，半埋在土坑里，高度腐烂。尸体裹在工业用塑料袋里，法医说，死因是拧断了脖子、舌骨断裂而死。认领尸首的是她母亲，早在一个月前她就报告警方女儿失踪了。拉罗·古拉一面查看现场一面想：为什么凶手不怕麻烦挖个小坑想要掩埋尸体？为什么凶手不直接把尸体扔到卡纳内阿公路一侧，或者扔在铁路旧仓库的废墟里？莫非凶手没意识到他把尸体丢在了足球场旁边了吗？拉罗·古拉站在发现女尸的地方好久，直到被人赶走。那个小土坑连个小孩子或者小狗都放不进去，更别说女尸了。难道凶手急于甩掉尸体？莫非是天黑他不认得这个地方？
艾伯特·凯瑟勒研究员在来到圣特莱莎之前的那天夜里四点钟，塞尔希奥·贡萨莱斯接到一个电话，是女记者、革命制度党女众议员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打进来的。接电话时，塞尔希奥有点担心是家里人通知他出了什么事情；结果里面的声音是个女人，口气严厉，有霸气，像是发号施令，那是一种不习惯道歉，也不接受道歉的声音。那声音问他是不是一个人。塞尔希奥说他在睡觉。那声音问：傻瓜，你是不是一个人在家里？这时，他凭借听力辨别出那人是谁了。只能是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墨西哥政界的女精英、佼佼者、革命制度党的“热情之花”、某些众议员以及五十岁以上接近六十岁几乎全部政治记者的梦中情人，这些人像鳄鱼一样沉溺在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统治的泥潭里（更多是心灵而不是真实的泥潭，有人说是阿苏塞纳发明的泥潭）。塞尔希奥说：我一人在家。她说：你还穿着睡衣吧？我说得不对吗？他说：对，对，您没错。她说：那就穿上衣服！到街上来！十分钟后，我去接你。实际上，塞尔希奥没穿着睡衣，但从一开始他就不愿意顶撞她，觉得那样不大文雅；于是，穿上牛仔裤、袜子和绒线衫；然后下楼到门厅。他看见门对面有一辆大奔驰熄灯停车。奔驰上的人也看到了他。车子的后门开了，一只佩戴戒指的手伸出车外招唤他上来。在车子的后排座位上，女众议员，大姐大阿苏塞纳·艾斯基维尔·布拉达紧裹在一条苏格兰毛毯里；虽然夜间黑暗，她好像是菲德尔·贝拉斯克斯［23］的私生女，戴着宽边墨镜，很像史提夫·汪达［24］戴的墨镜，也像有些盲人不让好奇的人们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