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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独秀台，严光亭这些隐逸气的景观，都不能慰平这个怀揣着成英雄成圣贤之光荣梦想的青年人的内心紧张。“孤吟动《梁甫》，何处卧龙岗？”（《春晴散步》）他真正向往的境界是“孔颜心迹皋夔业”………内心成圣外有事功，最为心仪的自然是被杜甫称赞为“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孔明。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一脉心学灯传都推崇敬仰诸葛亮。显然，圣雄兼得是他们完美的人格理想。
《赠陈宗鲁》可能略晚于诗社时期，真有了点“上国游”的雍容，有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七子复古的话语背景，少了龙泉山之鹰的苦闷与焦灼：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开头是前七子的复古主张，中间打通古今的取向又是心学派头了。最后回归到孔圣人的出发点上………行有余力才学文，“成圣贤”还是他心头“第一等事”，而且己欲达而达人。最后综观阳明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孟子而是孔子。若生作分说，他的学术话语更多孟子的论式；他一生行事颇多孔子气象。
21岁中举之后，他就在京城与余姚之间两头跑。1493年，癸丑，弘治六年，应当是夏秋季返回余姚，结诗社。在老家呆了两年多，为赶丙辰（1496年）会试而于1495年秋冬到北京，因为会试在春天举行。洪武定于二月初九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需要体力和准备，他北京有家，稍早点来在情理中。丙辰虽落榜，但他还是感觉到都会的文化魅力，他又到了放开眼孔看世界的关头。他遂留在京城，直到三年后，即1499年，弘治十二年，已未科进士及第，释褐筮仕，走上政治舞台的边缘。
６．文章体道
“李杜文章在”之文章是指文学造诣、艺术水平，这里也是兼指阳明诗文的艺术成就，这又应了超越反而得之的原理。就在他“随世就辞章之学”时，他又说：“学文乃余事”，显然并未忘记成圣成雄这个总纲。
他遇上的文学总形势是李何之前七子要取代三杨之台阁体的复古思潮。三杨因所辅皇帝年幼，又能与太监周旋，遂在位久，任阁臣都在40余年，是历史上罕见的长命宰相。也有人归结为成祖善选人才。三杨从成祖始历事四朝，而且达到“明称贤相，必首三杨”的地步，还真不容易。杨士奇，杨荣，杨溥，虽各有其可讥之处，但能久立不败之地，亦是奇观。原因主要还在于他们“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明史》本传赞）。他们的台阁体，现通行的文学史均多讥评，于此不必深究。作为一种“官样文章”，如今日之报章体时文，自是一种可入世流行却难以传世的东西。虽不能说入时必媚俗，但难有高义当是题中应有之意。被取代也是当然之理。因为人是超越创新的动物，再保守的中国人也不可能长久地被一种文体垄断。台阁体的最后遗响是李东阳，他是王阳明，李梦阳，何景明这一茬人的宰相。李东阳“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他因一篇文章被弘治“称善”，遂“入阁专典诰敕”，没用了三年就成了文渊阁大学士。这大概是文人从政最理想最漂亮的便宜法门，是从李白到龚自珍这一路业余宰相最为梦寐以求的道路。“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明史》本传）
东阳已有点求变之声，论诗多附和严羽，自然还端着讲究形式的台阁大架子。梦阳讥笑他太“萎弱”，梦阳以他特有的嚣张气质，位卑言高，勇于当“黑马”，拉起杆子来大干。与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朱应登，顾磷，郑善夫，陈沂等号“十才子”，又与王廷相再加上十才子的前六位，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李为冠军领袖。这一彪不可一世的文学好汉，除了梦阳比阳明小一岁，别人都比阳明小五岁以上。中举中进士的年头也相若，梦阳与阳明是同年举人，次年就及第了。何比阳明小11岁，中进士只比阳明晚一科。无论是李还是何，都没有直接说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两句话是《明史》作者对他们文学宗旨的概括。他们显然是在以复古求解放，想从形式主义的天地中找回文学的真气，但他们陷入另一种“情寡词工”的摹拟田地。
总想与人不同出奇制胜的青年阳明，加入李何一路，并不为了追随时尚，来赶已成时髦的复古思潮。他也没有追随人后的习惯，客观上也并不是加入这个圈子便光荣。他倾向复古是其心路历程的内在需要。在“随世”之中有自己的目标，本是他的“过人”之处。再说，复古是孔门中人的总态度。儒家子，在流行与传统之间，总是觉得传统才金贵。他的成圣梦就是要越过宋元明上接孔孟门径，他这些时泛滥百家，包括遍读考亭之书，都是为了寻找超越时流抵达圣域的道路。正因为他有自己的目的，最后才与这些文士分道扬镳。
此刻，他还是全力以赴的。黄绾在王氏行状中说：“日事案牍（做好本职工作），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为文字益工。龙山公（王华）恐过劳成疾，禁家人不许置灯书室。俟龙山公寝，复燃，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文字益工是个自然后果，但其志并不全在于此。以他英敏的才智，如此刻苦的力行，取得令人瞩目的造诣是可想而知的。黄绾说他与李何诸公“以才名争驰骋”。自然还并没取得天下大文名，但也有专门来找他作序记的四方之士。如高平县县令杨明甫请王为其新编的《高平县志》作序，而且是专“走京师请予序”。
现存阳明全集中，序算是单文的大宗，给别人诗文集作序，还有一些送赠序记。都写的有特点，有优点，古朴灵动，公平地说，仅就文而言，他比那七子，十子都写得好。不仅词工而且义高情腴，还活泼清新，最不可及是尤多体道慕德之语。他已被朋友视为“粹于道”者。
在《送黄敬夫先生佥宪广西序》的开头，他大发古今之慨：
古之仕者，将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将以利其身。将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险夷得丧动其心，而唯道之行为休戚。利其身，故怀土偷安，见利而趋，见难而惧。非古今之性尔殊也，其所以养于平日者之不同，而观夫天下者之达与不达耳。
这种认识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认同“古之为仕”的行道原则。其实，孔、孟、荀早就讲古今之异，而且也是这么讲，他们当时的今已成了阳明所谓的古。看来，除了“羲皇上古”时就没有不为了〃利其身〃而仕的人了。自然历朝也有为行道而仕者，只是越“今”越罕见罢了。就说明朝，卖身投靠宦官者大有人在，冒死反抗宦官者也大有人在。阳明此时能够慕德，坚持为行道而当官，就有着与“今之仕者”中以利害处世，不问是非不顾道义的普通官僚迥然不同的取向，也就有了不同的命运和后果。
他当然也有足够多的文人雅趣，与朋友同志四时赏景，唱和联句，但他已经“玩”不起来了，他证道体道的情绪大大压过了自得其乐的文人习性。一次，重阳节过了十五天，官邸中的花“盛开且衰”，他们的雅集几乎变成了“新亭对泣”：“相与感时物之变衰，叹人事之超忽，发为歌诗，遂成联句。郁然而忧深，悄然而情隐，虽故托辞于觞咏，而沉痛惋悒，终有异乎昔之举酒花前，剧饮酣歌，陶然而乐者矣。”（《对菊联句序》）
要说他属于什么文学流派，则是“为人生”的一派。应该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线上，只是他的“饥”是精神饥饿，他的“事”是兴国证道之事。却又与曹操，杜甫，元稹，白居易颇不相同，阳明之为人生，有终极关怀，有哲学指向，阳明成了思想家尽管是后来事，但他此时是既想成思想家，又想成政治家的。这两者，在中国、在阳明其人，则合成哲学。
据黄绾说，阳明是学古诗文累得得了吐血病。据钱德洪说：“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