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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 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
第十二回 通脱深美
１．狂者机趣
阳明贬低傲，却赞美狂，他现在已不会有浅层次的自相矛盾了，也就是说狂和傲在他这里是不相连属的，甚至是根本相反的：傲，是什么都不信，是可怜的自以为是；狂，是大信，信仰超迈现实的更高的价值世界。大个不恰当的比方，那些嫉妒他的阁臣是傲，而他原先是狂，现在则连狂也超越了。他现在常爱标举的意象便是凤凰翔千仞之上，既是自期也是自诩。无论是什么，这个感觉都不坏。
他自知他的狂是他获谤遭忌的原因，但他反省到过去有乡愿的意思，也不能与官僚系统和谐，所以干脆来个直以良知而行，纵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我也只依良知而行。但他总是不厌其地告诫学生必须“除却轻傲”。轻傲是狂的末路，是狂的堕落形态。狂，志存古道，是有理想的英雄主义。傲则是变态自尊，傻乎乎的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邹守益自我总结获贬谪“只缘轻傲二字”，阳明马上鼓励他：“知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
康德说，除非我愿意我行事的根据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否则我将不那么做。阳明的致良知就是要在行事时找到普遍的道德法则。但他知道依良知也依然不免受毁谤，用他的话说就是圣人也免不了。因为“毁誉在外的，如何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也有轻官重道的人，绍兴知府南大吉，年岁地位都不轻了，近狂而不傲，听说了王学的宗旨，便来当门生。他性豪旷不拘小节，有悟性。一次，他反问王：“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王说“何过？”大吉一一数落，王说“我言之矣”。
南问“何？”王说“我不言何以知之？”南说“良知”。王说“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谢而去。
过了几天，南又来忏悔，觉得自己的错误更多了。王说：“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
正因为他忙于入圣，而疏漏了官场规则，考查时被人挑剔，但他给阳明的信只字不提这一套，还是请教如何自新。只以“不得为圣人为忧”。阳明大为感动，让学生传阅他的信，并在回信中相当全面的给他讲了良知的本性：
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浴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 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源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 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
总而言之，良知比上帝更万能，但王也说惟有有道之士，才能见良知本体。
这个南大吉成了王门的功臣，在本年即嘉靖三年，他开辟来稽山书院。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已久，南让山阴县令“拓书院而一新之”，为了让老师来讲学，也为了尊经明道，南很快就王学化了，他认为：“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匿矣。”这年十月，南又辑录了老师的论学书两卷，与薛侃在赣州刻的三卷合成五卷本的《传习录》，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答聂豹「文蔚」》第一书。其实在封信对于已熟识王学的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简练地概括了王的主要想法而已。王在结尾处说：现在“良朋日集，道义日新。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说明王的确很快乐，获大自在。
这个聂豹，《明史》说他是“倾狡之徒”。他是王在江西时，从远处遥望过大师一次，后来到山阴来问过学，但没有入王门。在阳明死后四年，他这个苏州知府，觉得自己的思想水平应该归功于王学，才对着王的木牌，磕头拜师傅。他后来也成为王学后劲中的一派。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王学在王身后的势力。
还有一个六十八岁的民间诗人，来游会稽山水，听了阳明的讲座，就不走了，强拜阳明为师，他问的问题，颇好玩，如帮他弟弟贩粮食，陪了老本，连累了许多人，他认为是自己不老实之过。王答，认识到不老实是致良知的结果，否则，“却恐所谓老实者，正是老实不好也。”但一个将近七十的人，因听到了一直想听而听不到的声音就真诚的当学生，诚如阳明所说，是大勇者。阳明为他写了一篇《从吾道人记》。诗集中有四首与他唱和的诗，说他头发虽白人并不老，“赤子依然浑沌心”，从吾道后已得意忘言，“不是当年只苦吟”。
２．美学天地
阳明在学生的包围中，恢复了诗人的本色，他的守丧期已过，现在是嘉靖三年八月了，中秋节，他在越城区中的天泉桥的碧霞池上设宴让学生会餐。有百十名学生“侍坐”，就象《论语．侍坐章》所描绘的气象一样，只是王这里有酒肉，规模－－学生人数也比孔子当年大多了「当然人口总数也大多了」。酒喝得半酣，歌咏声起。人们都敞开了性子，“自由”活动起来，有的投壶，有的击鼓，有的泛舟。阳明心中很舒坦，找到了天人合一的意境，欣然吟出“道”在言说、或者说言成道身的《月夜二首》，用月来喻人，月光喻人的自性－－良知，外在的闻见道理便象是遮月的云雾。云雾不碍月体的自性明亮，去掉云雾，月光又会重放光明。他告诫人们要守住自性，莫辜负只有一次的人生，千万不能象汉学家、理学家那样去做制造云雾的工作，做支离破碎的学问，说蒙胧影响的糊涂话，从而死不见道。他想到的合适的人格类型是那位在《侍坐章》说自己的志向就是在春风中游泳唱歌的曾点：“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曾点运用的是意象表达法，用一种生活场面体现出一种生命风格、精神境界，因为当时孔子既不赞同颜回的、也不赞同子路的，却“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居然赞同这个逍遥派的志向，引起后世儒者的百般解释。有的说这是天下归仁、家帮无怨的大同境象，有的说这是天人合德的逍遥气象，等等。阳明复述这一“故事”有以孔子子况之意，孔子的风格就是淡薄宁静、“无可无不可”，既不枉道求荣、降治辱身，也不隐居放言，只是从容中道。阳明认取的只是这个。
第二天，学生来感谢老师。阳明注解性地全面地阐发了自己的意思：当年孔子在陈，想念鲁国的狂士。因为狂士不象世上的学者那样陷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我接受孔子的教义，脱落俗缘，「所以我赞同曾点」。但是人们若止于此，“不加实践以入精微”，则会生出轻灭世故，忽略人伦物理的毛病，虽与那些庸庸琐琐者不同，但都一样是没得了道。我过去怕你们悟不到此，现在你们幸而见识到此地步，则正好精诣力造，以求于至道。千万不要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
阳明已达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的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境界，在动态中达到正好、恰好「“时中”」。有个学生要到深山中静养以获得超越，阳明说：“君子养心之学，如良医治病，随其虚实寒热斟酌补泄之，是在去病而已，初无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专欲入坐穷山，绝世故，屏思虑，则恐既已养成空寂之性，虽欲勿流于空寂，不可得矣。”他的方法论吸取了佛法的精华，但价值观力拒佛教之遗弃现世的态度。他的方法若用一个字来概括则是突出个“超”字。进取超越，是他的基本心态，超迈所有的既成体系是他的基本追求，更重要的是他的体系是超实用而实用，超道德而道德，类似康德说的那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纯粹美。
苛刻的说，阳明的理论几乎“无一字无来历”：心即理，吾性俱足，有孟子的性善论、陆九渊和禅宗的明心见性。致良知，有《孟子》《大学》《中庸》的同类表述。将我心与天理能合起来的道理则有儒、释、道三家共同的“万物一体”学说。他是自由地在儒释道三家通用的走廊上取我所需的酿造着心学之蜜「秘」。公开地说：“圣学，心学也。”为心学正名，也表示自己高举圣学的大旗，然后在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这也是他被规矩儒者认为狂的一个原因。
凡是发展了正统的没有一个不是被当时指为狂或邪的。毛泽东将这个总结为必须“反潮流”。 狂者必简，化约主义是东方哲学的特色，要从东方哲学中找一个化约的典型、榜样，那便是阳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