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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与甘泉的相遇无论如何是一个“事件”。对于明代的思想界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对于阳明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从学于广东老乡陈白沙。陈是新会人，陈曾从吴与弼学习半年，后回老家闭门读书，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足不出户。阳明筑室阳明洞也是这个意思，都有点禅风道意。这二氏之学，自中唐以后几乎成为士林的不言之教。甘泉与阳明的最大区别是甘泉以志颜回之学为主，阳明以志伊尹之志为主。甘泉本不想去参加科举，奉母命，入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参加会试，考官杨廷和等人说这个卷子肯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做的，拆开糊名处一看，果然是，置第二，选为庶吉士。当时，阳明是兵部武选司主事，也在北京，两人“同构”遂一见大相契悦。
阳明对人说：“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
甘泉对人说：“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阳明时年三十四岁，所谓从宦三十年，是从跟着他父亲旅居京华算起。当时的名公巨卿，如李西涯（东阳），文学名家如前七子等，阳明可谓阅人多矣，但都不足以引起王的由衷的敬佩，因为他们的圣人气象不足，只是明星而非至人。而王的意向又在此而不在彼。七年后，阳明这样总结湛甘泉的“意义”：他是真正体现圣人之学的典范。是今日之颜回。因为他唯求“自得”。是王的真正同志。
甘泉则这样概括王的思想历程：“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这个过程也是王氏本人及王门弟子并不讳言的。现在俱往矣，阳明已觉悟于前又正好有了可以相互发明圣学的同志，用阳明自己的话说：“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别甘泉序》）
孔夫子办学的特点是造成一种“场”，让学生们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本人的启发点拨只是引路确定高度，他确定的师友之道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阳明和湛甘泉都以为他们的相会和讲论正符合夫子之道。
然而，换了皇帝了。静养身心之学的大气候一去不复返了。阳明也有机会从边缘走向中心了——但，不是受重用的中心，而是受迫害的中心。他出了名——上了奸党榜。
第五回 风雨如晦 鸡鸣不已
１．皇帝父子
弘治皇帝于1505年5月即弘治十八年五月驾崩于乾清宫，年仅36岁。遗诏太子厚照即帝位。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弘治拉着刘健的手叮嘱道：“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先生辈可常常请他出来读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孝宗实录》卷224）直到正德皇帝赶走刘健时，刘还哭拜先帝，为未能把正德教育成个好人而深感对不起先帝。
成化，弘治都算承平好皇帝，尤其是弘治是大明十六朝最仁慈最儒家化的好皇帝。但是，正德的那些不同寻常的弊政都孕育在这貌似承平的时代，主要是皇帝越来越不顾自己的政府，皇帝更像个普通的谋求特权的官僚，在与国家，政府争夺权利，他们只对自己的小金库有感觉，更热衷于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即所谓不经吏部而直接传旨任命的“传奉官”），从成化到正德这祖孙三代，都对国家事物不感兴趣，他们倒像不情愿的从而消极怠工玩忽职守的〃打工崽〃，他们对权力的感觉酷似无赖的权力意欲，即只想着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权力只是用来满足快乐的工具，此外的意义他们便不感兴趣也不想知道，与同时期的西方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君主形成滑稽的对比。中国的这几位君主更像是〃平民花花公子〃，愿意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厮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为了能这样散漫地玩下去而迷信道教乞求长生，而且很平民化的礼上往来式的封赠那些给他们带来快乐的诸色人等。关于他们的故事不是关乎一时期大局的全景巨片，倒更像“三言二拍”式的市井话本。
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幼年过得是耽惊受怕的平民生活，他父亲英宗在土木之役中被俘时，他不到两岁，一年以后英宗被遣返，幽禁在皇城中七年。这七年，朱见深被废除太子身分，与被废的皇后生活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条件相当艰难，气氛相当压抑，内心也凄楚。他父亲干掉他叔叔又坐上龙廷时，他九岁。他登基时十七岁。显得很结实，大脸蛋，反应迟钝，严重口吃。他的迟钝支持了他的冷静的几乎是麻木的行政风格。他和他的儿子孙子一样当皇帝时太年轻，与父辈的阁臣没有共同语言，疏远年长的老臣亲近能跟他们玩到一起的宦官几乎是自然选择。
朱元璋废除宰相想自己当宰相，造成了一个政出朕一人的行政格局。但他儿孙不但不想当宰相也懒得当皇帝。慢慢形成文官治百姓，宦官治文官的“政治”局面。宦官在成化弘治两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庞大的宦官集团行政编制正规化，是比个别太监弄权更有实质性危害的事情。直到刘瑾要制度化使宦官的地位高于中央及各省的同级文官。皇帝只与身边的宦官打交道，不与廷臣见面，至高无上的指挥全国的圣旨或由宦官传达或径出宦官之手，这不是旧史学家说的与宦官共天下么？
这祖孙三代同一秉性：不爱上班，宠信道术。成化初即位，还倚用李贤等阁臣，为“夺门”之变重订是非，换取了朝臣的支持和政局的稳定。但不久即怠于政事，习学道术，在宫中淫乐，长久不理朝政，不召见大臣。仅在1471年，因彗星久现，在大学士力请之下，于奉天门接见阁臣。
彭时奏称“天变可畏”，成化说“卿等宜尽心”。
又奏：御史请减京官俸，文官可武官不可。成化说，是。
万安带头磕头呼万岁。阁臣退下，成化退朝。朝野传笑。从此，直到成化死，再也没有召见过大臣。群臣奏事均由内官中转，控制大内的是比皇帝大二十岁的万贵妃，万氏本是成化童年时代的保姆，她懂得如何使他高兴，从而把“自己的孩子”掌握在手心里。这有点像后来的熹宗与客氏的关系。
万氏有足够的机智和歹毒，自她生的幼子死后，她便再也没有怀孕，她便使宫内任何妇女都不能生孩子，怀孕的流产，生了孩子的母子都是个死，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热情极高的文臣，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家们纷纷上疏，劝皇帝疏远万氏，以便与宫中的其他妇女早生孩子。成化的回答是〃这是朕的私事〃。
就凭这个细节就可以感受到当时文官集团的士气多么高涨。他们找到了与天下一体的伟大感觉。因为国家的日常事务是靠士大夫来运转的，就像把大门的反而比老板更管事更有责任感和主人翁的气势一样。只有老板知道把门的是贱役。但老百姓不知道，文官集团本身则不想知道。诡称与万氏同宗的大学士万安和照章办事的其他阁臣，还有文官传统支撑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年约60岁的万贵妃在怒挞宫婢时痰涌而死，年41岁的成化皇帝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还真随之而去。像西方人定义小说的概念所举的例子一样：皇后死了，因此皇帝也死了。情节有因果关系，于是具有小说的魅力。
若皇帝为零，则这个皇帝是最好的皇帝。成化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意义上的好皇帝。自然他也曾传旨廷杖过大臣，因他不亲政，旨意均由内官传达，许多求官的人便来贿赂可以接近御玺的可以在传奉官的名单上添加姓名的内官，传奉授官，这种来路极正但超越了政府从天而降的官，即王阳明在主持山东乡试时所抨击的乱了国家“名器”的那种外门邪道的官。这种授官方式是对国家宪政的公开践踏，皇帝开这种后门，是对把大门的公开蔑视和戏弄。在群臣的抗议下一次就罢免了五百多，可见多么滥。弘治即位，还能罢黜两千多，僧道官一千多，其实还没有清查完。皇帝为零，繁殖了大量不想当零的人众。幸亏，成化遇上两个好内官：怀恩和邴吉。要冒出个刘瑾，则成化朝就是正德朝了。
弘治十七岁（1487年）即位，在宫中见一小箧，里面都是论房中术的疏文，写“臣安进上”。他让怀恩拿去问万安，“这是大臣该做的事情么！”万安叩头谢罪。怀恩即摘去他的牙牌，说“你可以走了。”弘治换上他在东宫时的师保和有声望的旧臣，又采纳言官的劾议，下诏罢黜成化朝的佞幸，真起到了争取人心的作用。但很快，他就学他老子，不上朝不召见大臣议政。奏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