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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不着，枪也摸不着，他被官府抓进去，罚了二十万，官府还说他是个烟匪……我家蔡家俊回来后对我说，钱丢了不要紧，钱丢了还可以去找，命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高石美的嘴唇起伏或摇晃了几下，“荔——枝，我的女儿，爹可能要走了。爹的路——就要到——尽头了。爹经历了好多——风波，好多——莫名其妙的事，每经历一次，心就跳得——衰弱了一点。每跨一步，骨头就——磨损了一点。当时——爹并不知道，现在——爹才——明白了——明白了……”
高石美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像一阵清风，从他的前面飘走了。
高荔枝还在继续讲：
“那年，落脚坝出了个虾蟆精，虾蟆精吐出来的气，变成了五彩云雾，飘散在树林和山沟里。我家蔡家俊刚好从那里经过，就遇上了这种五彩之气，发热，发烧，发抖，话也不会说，饭也不能吃。他的朋友把他送到桑怒医院，吃药，打针，病很快就好了。我家蔡家俊却想吃鸡肉，他的朋友赶紧到街上买来一只鸡，杀了煮汤给他喝。我家蔡家俊喝了鸡汤，就热疾而死，再也回不来了……”
高石美的烟枪突然掉在了地上，他的头也慢慢靠在椅背上。当他朦胧的眼睛再次感到窗外的阳光一定变成了蓝色的时候，他不由“哦”地哼了一声，然后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一幅《乞讨图》从他的包裹里滚落出来。高荔枝看见了，慢慢走过去从地上捡起《乞讨图》，然后又把它铺开在地，仔细打量了一番，接着又把它卷起来，送到父亲面前，把它交还在父亲的手里。正在这时，李梆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
后记 我衷心感谢云南大地（1）
我的小说似乎不是从我的大脑孕育出来的，而是从云南这块土地上生长而成的。不是我选择题材，而是题材选择了我。自2003年以来，我的写作活动主要是漫游在这块土地上，用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认识这块土地上的故事和人物。
漫游中，我不得不努力学习地方知识，学习那些与众不同的事物，比如河流、山川、道路、村寨、仪式、物件、风俗、典籍之类蕴藏着形而上意义的万事万物。这些事物更多地带有人类学的色彩。当然，这此事物固然构不成完整的小说，但它们绝对是小说的核心部分。为什么这样说呢？一方面，有学者认为，当今的小说和学术一样，开始走向知识性和实证性，这是否意味着当代小说的根本精神正在发生着某些微妙的变化？
事实上，滇南一带的乡村、古城、矿山，是我丰富写作资源的现实土壤。我从小在滇南一带长大，我的文学创作道路起步于这片故土，我过去的作品，无论小说、散文、纪实文学，滇南的历史文化都是它们最深层的底色。多年前，我就打算写一本有关滇南乡村匠人的长篇小说小说，以故事的方式解读滇南一带的历史、文化、宗教、商业的秘密。因此，我先后十余次与我的朋友们一同到滇南一带进行文化调查。我们沿着通海古道、滇越铁路、昆洛公路行走。每走一步，我都觉得大地是本质，充满了各种知识和力量；每走一步，都似乎能寻找到人类自身的迷人元素，寻找到有关我的小说所需要的习俗和传统、语言和故事，它们恰恰是大地的产物。因此，我们在滇南漫游的每一天，几乎无所谓现实与不现实，我们面对的始终是最生动的云南大地，这是人、神、鬼魅、彩云、植物、动物、巫傩相通相融的一个世界，这是这片古老土地上的最真实和最虚无的存在。
一般说来，地域文化在中国即是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依托，保留其特性并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特色文化。而这种文化在云南南方这片丰厚的土地上，保留得更加完善与齐备。这里的人，生存的理由与归向还弥散着其民族最初的自然法则与朴素的理想。所以这里的许多山林和村寨，在我的眼里好像时常飘浮着梦魇一般的气息，这里的人更多的好像还生存在半神半人的世界。神话、传说、迷信、梦幻紧跟着他们的脚印、衣囊、背箩、刀斧、汗水和牛羊，撒满了他们生存的每一个角落。这是一个充实而丰富的世界，承载着人性中某些最美好和最邪恶的元素。我们作为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写作者，正好可以从中去发现、保存、保护、演绎那些最宝贵的人类经验。
我很幸运地在这片土地上与天才木匠高石美的故事、圆泰和尚与四川雕塑大师黎广修的故事、锡矿老板赵天爵的故事、迤萨镇马蔡华的故事相遇，这些真实故事的背景涉及到滇越铁路的勘测及修建、个旧锡矿的开采、抗法斗争、迤萨镇的历史、土司、马帮与烟帮、傩剧、大地震等等。当然这些故事都与我的家乡“通海”有关，与我家乡的人和物有着密不可分联系。一说到“通海”，水的意象就会在人们的眼前和思维里显现出来。的确，我的家乡是一个通向海洋的地方。一般人很难想象，云南高原上竟然有这么一个与“海”相通的边城？从真实的水的形体与意象来说，是指通海古城北面有一个已经进入老年时代的杞麓湖，它的水从湖东的“落水洞”，秘密地通过地下河，流入曲江和盘溪镇的三江口，与南盘江汇合，进入珠江，最后流向真正的大海——南太平洋。杞麓湖因此成了珠江源头的一个重要湖泊。它清澈的湖水，把云南南方土地上的气息、激情、呼吸和精神，带入了更宏阔的空间，进行更富有史诗性的漂泊和组合，由此开启了海洋对我们脚下这块土地的认证史：高原上的一座边城与海洋世界的精神联系。
但是，这却不是“通海”的真正意象或含意。它最具有精神高度和历史厚度的含意，一直隐藏在一条路的历史记忆里。这条路是一条古驿道，名叫“通海城路”，它的雏形最早出现在东汉时期，到了唐代，它的地位已经非同小可，成为南下交趾（今越南），北入滇中，再入巴蜀，西与缅甸、印度相连的交通动脉，通海即是这条交通动脉上的枢纽之地，因此，人们便以通海之名为这条古驿道命名。这一切在《新唐书·地理志》和《蛮书》中，已经有明确的记载。现在的云南人对这条古驿道已经有点淡漠了，一方面缘于1910年滇越铁路开通之后，通海的交通优势逐渐失去；另一方面缘于人们对它的误解，许多人望文生义，把它认为仅仅是通海古城里的某一条街、某一条道，从而掩盖了它作为云南古代交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地理概念的灿烂光辉。其实，当我们的目光重新触摸这条古驿道时，我们会发现它的魅力和力量，而这种魅力和力量足以改变我们对滇南历史的许多认识。事实上，“通海城路”自古就是一条“官马大道”，它与滇西北的“茶马大道”和“博南古道”不尽相同，即它不仅是一条“商道”，而且是一条重要的“官道”。早在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就在今天的越南北部设置“交趾郡”（今越南河内）、“九真郡”（今越南清化） 、“日南郡”（今越南广治）。同时在云南设置“益州郡”。当时，西汉的统治力量是从沿海到达“交趾郡”，又通过“交趾郡”到达“益州郡”，再通过“益州郡”来实现对云南和巴蜀的统治。唐朝初期，继隋朝之后仍在今天的越南河内一带设置“安南都护府”。唐王朝的统治力量从“安南都护府”经过“通海城路”，到达“拓东城”（今昆明），从而紧紧地控制了云南，巩固了云南的统一。同时，通过“通海城路”也勾通了印、缅与“安南都护府”的联系。在南诏时代，无论是南诏国与唐王朝关系“亲密”时期，还是南诏国为了摆脱唐王朝的直接统治而发生“天宝战争”的年代，“通海城路”都是由安南进入云南的重要门户，唐王朝与南诏国之间的许多重要联系，更是通过“安南都护府”和“通海城路”来实现。特别是在“天宝战争”中，王知进率领的一路唐兵，也是从安南出发，经“通海城路”征讨南诏国。这场战争以唐王朝彻底失败而告终。南诏国因此迅速崛起，他们从大理洱海一带出发，乘势东扩，完全控制了“通海城路”所属的东南全境。为了巩固它的统治势力，南诏国在新开辟的疆土上建立了“拓东城”和“通海郡”。这两个同时出现的城市，寄托了南诏国“远大”的政治理想，一个表明它还要继续向东拓展，一个显示它要让自己的势力通达海上的意思。这个政治理想很快得以实现，从唐大中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