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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历来的印象中，位于北京西南一隅的宣武区是贫穷的，也是最没有文化积淀的一个区域。即所谓“东城富，西城贵、穷宣武、破崇文”。的确，宣武区没有皇宫王府，繁华的商业街也似乎少了些。
但这并不意味着宣武区就没有值得保存的文化。在清朝前期，统治者采取限制汉民的政策，规定汉民不得住入内城。这促成了位于外城的宣南成了各种文化汇聚交流之地。远的不说，仅明清两代，这里就曾经荟萃着大批重臣名士，修建了座座豪华私宅，如张居正、纪晓岚、顾炎武、龚自珍、孔尚任等名人的宅第。宣武区也是明清会馆的聚集之地，曾有400多所大大小小会馆。这些会馆虽不是官办的，但其作用大抵相当于现在各省区市县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接待各省进京的官员商贾和应试的举人。不少会馆曾住过历史名人，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与明清时期的会馆相比，现在的各地驻北京办事处建筑，除了新疆驻京办，则几乎没有文化可言。
往事已经如烟，在那些穷街陋巷之中，有许多值得珍视的熠熠发光的瑰宝。
最著名的会馆是康有为住过的南海会馆。会馆原本分四路四进院。康有为住在北跨院中间的一个小院子里，由于屋子像船形，故称汗漫舫。院内有7棵树，所以又叫七树堂。馆内有一条廊子，两侧有玲珑山石，廊壁上嵌着苏东坡海棠诗的石刻。康有为就在这里起草了《上皇帝书》，开办了“粤学会”，创办了《中外纪闻》，发起了维新变法。谭嗣同的故居浏阳会馆位于菜市口大街西侧的北半截胡同。当年谭嗣同住在后院北套间，书屋取名“莽苍苍斋”，也是他和维新志士开会与被捕之处。现在北半截胡同马路拓宽，这里已被拆除了。粉房琉璃街，是个有许多小会馆的胡同。其中的115号，原是新会会馆。史料记载中梁启超曾在这里北房内结婚，这几间房子梁启超称之为“饮冰室”，他的作品也就称之为《饮冰室文集》，可以看出主人对这几间房屋和这一段生活的珍视。现在，这条胡同的东侧已经开始拆除了。
与谭嗣同故居所在的北半截胡同不远，南半截胡同里有绍兴会馆。鲁迅曾在院内的藤花馆和补树书屋居住。鲁迅先生就在这里写下《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名篇。如今这里早已被翻建房湮没，仅剩下了那棵大槐树。
经过文献考证和考古发掘，正式确认北京“蒜市口十七间半”——即广渠门内大街207号院，为曹雪芹在北京的故居遗址，是国内唯一有档案可查、有地图可证、有遗迹可寻的曹氏故居，也在最近“拓宽”和兴建广安大街时被彻底拆毁了。
自然，城市文化的割裂并非自今日始。
这些会馆、宅院，几十年来产权几经变动，有许多成了几十户、上百户人家居住的大杂院。如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原是座三进深、带东西跨院的宅院，后院还有一座二层小楼，院中有盘曲的古藤和百年古桐，这里也曾满园花明叶浓，沿阶草色映日，浸透着书香的风雅。现在，纪晓岚故居的大门早已无存，它的东院一度成了晋阳饭庄，是饮食男女们出入之处，山西猫耳朵之类面食和过油肉之类绝对正宗。也许是这几年来清代宫庭戏和戏说之类电视剧的兴盛，《四库全书》主编，才子纪晓岚几乎家喻户晓，他的旧居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街道拓宽之际，这座院落侥幸部分得以保存。
这些会馆和著名的宅院如何沦为平常居民房？如何会住进去几十户上百户居民？位于宣武区的黄岩会馆原有两处，都是不小的院落。两年前，我的家乡浙江黄岩地方政府，多次派人到北京，寻找“黄岩会馆”，想收回产权，修缮会馆，甚至愿意提供一些资金，帮助迁出会馆中的住户，可每次都无功而返。——而这些居民与原来的房屋毫不相干。沦落大杂院后，期盼旧屋改造和搬进新居，几乎成为他们一致的呼声。产权的变化经过十分简单，也非常复杂——一句活，大都没有任何合法的程序和手续。
早在1949年8月，《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明确说明政府保护私房产。建国初，北京共有私房92万间，除了1951年没收的8。2万间敌逆房产外，其余都给房主分颁发了新的房地产所有权证，以取代解放前的房地契。解放以后，当时同乡会之类团体不再存在。黄岩会馆的房产托付给当时北京大学教务长周炳琳看管，产权就登在他的名下。老先生去世后，这些会馆就下落不明了。几十年来，产权不知怎么，有的成了住户名下的私房，有的成了房管部门的“公房”。连黄岩政府派人查阅原始资料都非常困难——没有人愿意提供方便。不久，其中一处黄岩会馆就在旧城改造中“蒸发”了。
一些历史建筑如何沦落为不堪的大杂院，沦落为一处处危房，如今又成为开发商、当权者眼中觊觎之物？
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而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往往在户主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房屋的土地已被“规划”了。其用途多数绝不是什么公共利益，而是开发商要在这块土地上盖大楼去赚更多的钱；这些人挥舞着“旧城改造”的旗帜，提出让人无法接受的价格让人搬走，一旦原来的主人不同意，立即“强制”执行。
中国并不缺少相关的法律。而是缺少实施法律的公正的环境，缺少对破坏者的监督，缺少维护居民最基本权利的意识—许多破坏和拆迁的实质，就是对原住民、对私有财产的无偿侵占。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竟相拆除庙宇、牌楼、会所、城墙与城门楼，以至戏台、祠堂等等，除了一些确有需要外，实际上已经打上了“政治化”的色彩，这些老建筑是的封建时代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拆就是“破”，就是革命的象征。而这种破的狂热，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一被演变成为“打砸抢”。
图片2－02，图片2－03，图片2－04
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改善交通，改善居民居住环境和条件，这几乎是各地政府在旧城改造中大拆大建的一致说词。——改造与完全拆毁重建是两个概念。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旧城历史文化街区完全推平重建，与改造“危改”毫无共同之处。
北京已经不是原先的北京了，大片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被拆除，仅在一些也被分割，被高楼大厦所淹没，被大楼巨大的阴影所笼罩。
古都文化和历史的断代标志正在不断遭到被坏，被岁月湮没。北京的历史进一步向明清故宫退缩。这就是北京旧城改造的代价？
没有胡同的北京，还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吗？
四、城市的大门：老火车站与新建筑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前往深圳的考察团和成千上万的游人，不可忽略的景点就是徽缩景观“中国之窗”和“世界之窗”。
建于1989年的“世界之窗”，聚集了世界各国的著名建筑和环境。当时，人们出国还不那么容易，“世界之窗”使国人感到不用出国就可以“走遍天下”，领略西方建筑的风采，一时游人摩肩接踵。中国的建筑师，规划师的信心又发生了动摇，竞相追求时尚。“世界之窗”也成为来势迅猛的国内建筑仿欧之风的肇始。
当代，在中国的城市里，概念不清、断章取义、形式混乱、粗制滥造的“罗马花园”、“欧陆风情”、“巴黎别墅”、“日尔曼家居”不断出炉。
其实，中国近代城市建筑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已有100多年。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发展。随着近代交通线路和港口的修建，我国城市的格局也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广州、上海、天津、青岛、哈尔滨等新兴城市受欧洲文化的影响较大，无论是文艺复兴时期特点的建筑，巴洛克和哥特式建筑，还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建筑和日耳曼建筑、俄罗斯建筑等等，都出现在世界的东方，这些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中外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上海城市的突出特点就是中西交融。广州中西合璧的城市建筑风格，以西关骑楼和沙面租界建筑群为代表，既保留了岭南的传统风格，同时又吸收了欧洲的风格。
可有谁想过，各地在大建仿欧建筑的同时，真正的经典的欧洲文化建筑，却不断在我国遭到无情的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