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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结果，三个儿子都比较满意，因为他们都得到了自己期望的东西。
董事长听到这里，久久没有说话，他沉思着。他在想什么？他是在惊叹那个老人的智慧？还是在为曾经有过的自己百年之后如何分遗产的念头而后悔？
良久，席先生对董事长说：“剥花生分遗产的故事还有呢。”他接着又开始讲了—
故事二
再后来的后来的某个朝代，又有一位老人想把自己的遗产分给三个儿子，他想起了远古那个剥花生的故事—当然，他听到的是那个最原始、流传最广的版本。老人觉得这个方法很好，便让老伴去准备了三背篼花生。接着，三个儿子被叫到床边，老人用颤抖的声音说明了比赛规则：谁先说出那背篼花生的颜色谁就可以得到他的财产，话刚说出，老人突然又有了一个念头：万一三个儿子也听过类似故事，这个办法岂不失灵了？于是他问：“你们有谁听过一个剥花生看颜色的故事？”
其实，他的三个儿子都从别人那里听过这个故事，大儿子老实，正准备张口回答，却被机敏的老三抢先一步：“没有听过，我们三个都没听过。”然后，他给老大、老二递了个眼神。老人听了，“嗯”了一声，然后就叫三个儿子剥花生去了。
最先来回答的是老大，他对老人说：“我这背篼花生全部都是红的。”
老人惊讶地问道：“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呢？”
老大回答道：“我从里面分别选了胖的、瘦的、长的、矮的，发现它们都是红的。”
老人心里一个“咯噔”，他疑惑地问：“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
老大老实地回答说：“我、我听人家讲过一个故事，故事里的人就是用这种方法知道的。” 老人笑了起来，然后叫大儿子回去了。
老二是第二个来的，他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他回去后留了一部分花生自己吃，其余的都就近卖了，又用卖得的钱买回一些人参等补品，然后拿着补品来到老人床前。
老人问：“花生的颜色是什么？”
“花生的颜色？好……好像都是红色的。”老人一听，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他摆了摆手，让老二回去了。
两天后，老三来到老人的身边，老三是个聪明人，他回去后也把胖的、瘦的、长的、矮的各选了个代表，发现都是红色的，但老三比老大多长个心眼，他想，这个故事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啊，要是老人有所察觉怎么办呢？总要想出一个与众不同的新点子呀！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又剥了些花生，果然发现还有极少极少的白皮花生。老三警惕起来了，为了防止其他情况发生，他悄悄喊了老婆、孩子一起剥花生，花生剥完，竟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颜色：黑色，那是花生存放不当而发生了霉变。老三把三种颜色的花生分开装着来到老人身边，老人听了老三的答案，高兴地笑了起来：“老三啊，你平时爱耍聪明，什么重活都是让老大干，什么好处你都变着法子占，可今天你终于做了一件让我非常满意的好事啊，你是唯一说出正确答案的啊！记住—要老老实实地做人，偷奸耍滑是行不通的。”老三听到老人的赞扬，心里高兴极了，心想：遗产该都是自己的了！
老人死后，遗产分配方案终于公布：懒惰的老二获得了全部遗产的三分之二，剩下的则由老大、老三平分。老三感到非常委屈和不解，明明是自己回答得最正确啊！
族里的人说，老人这么分配遗产，是因为老大凭自己的实在、老三凭自己的聪明，都不会饿死街头，他希望三个儿子以后个个生活得安稳、幸福，而懒惰的老二是他最担心的一个儿子，如果老二也能像老大、老三那样安定地生活，他也就走得安心了。手心是肉，手背也是肉，三个儿子老人都疼，这也是老人作为父亲对儿子最真挚、最单纯的爱啊！
后来的后来，人们分遗产的方式也丰富多样了，老人会根据主观、客观的各种因素作出自己的分配，已经很少有人再使用剥花生的方法来考人了，但是，不管怎么分，老人自有他们的理由，做子女的，唯有从中获得感激、警醒、自省而已……
（本期作者：阮 鹏）
（题图、插图：安玉民梁丽）
整理者：绝情谷 2009年03月 TOP 故事会
故事会 》》》 2008年第21期 也是一种责任 作者：王瑞侠 字体：
中国人过春节有这么个民间习俗，正月初六送穷日：下田备春耕，穷气送出门。人们在这一天真正开始工作或者做生意。今天是正月初六，吃过早饭，老婆像往年一样，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在这一天里，离家，挣钱，已是我这大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带同村的几个兄弟，在大连安装暖气设备，十多年了，年年都是腊月二十九回家，正月初六走人。
老婆在给我的行李打包，我在一旁看着，心头酸酸的。就在这时，邻居二憨突然闯进来，肩上还扛着铺盖卷。我盯住二憨的铺盖卷，口气严厉地说：“二憨，你这是干啥？说好了，你不能跟我去。我们有规定，一走就是一年，半途不能回家，你不行，没出过门，耐不住这份寂寞的！”
这个二憨，大我几岁，也不憨，就是胆小怕事，三十多的人了，还没离开过家，光守着老婆孩子。这次不知搭错了哪根筋，竟要跟我到大连去打工，找我好几回了。
二憨带着哭腔，说：“瑞侠兄弟，你就帮哥一把吧，让哥也挣俩钱儿。我半途绝不回家，保证不回！为表决心，我只带去时的车票钱，一分钱也不多带。”说话的当口，我那几个兄弟都背着铺盖卷，聚到我家里来了。带不带二憨这问题，我立马推给了兄弟们。兄弟们嘀咕了几句，末了，老壮盯着二憨，郑重地说：“你要真有呆一年的决心，那就立个誓吧。”话音刚落，二憨真要举起手，我一把拽住二憨，拍拍他的肩膀，给他鼓气；说：“好好干吧，腊月二十九回来，我保你挣个三万两万的。”
就这样，二憨跟着我们离开了他自出娘胎以来从未离开过的村子。
赶到大连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进了出租屋后，大家都忙着铺铺盖卷，二憨却跟着我，讪讪地说：“兄弟，借五块钱，给你嫂子打个电话……我真的一分钱都没多带。” 我指着窗台上的电话机说：“咱屋里就有电话，你打吧。”二憨却“嘿嘿”地笑着说：“人太多，不方便吧？我还是到前面的小商店，打公用电话吧。”我递给他五元钱，嘴里嘀咕说：“老夫老妻的，还有啥悄悄话不成？”
我坐了一天的车子，感觉劳累，铺好铺盖后，就倒下睡着了。等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我正睡眼朦胧，大壮尖着嗓子，大叫起来：“二憨呢？”我这才注意到，二憨铺位上的铺盖还打着卷，人已不见了！
我一下子慌了，来不及提鞋就跑到前面的小商店，店主向我证实，昨晚八点多钟，的确有人来他店里打电话，那人拿了五元钱，店主还给找了三元一角的零，但那人打完电话就不知去向了。
还能到哪儿去呢？我很快作出了判断：二憨打完电话后准备回出租屋，但这街上店铺林立，二憨必定是按捺不住，一路上东游西逛，最后就走丢了！他人生地不熟的，身上又只带了三元钱……我越想心里越悔啊，悔不该带他来！我回去咋向他家人交代啊？可事到如今，光悔顶个屁用？得找人呀！于是，活也不干了，兄弟几个分头去找，东南西北到处张贴寻人启事，可几天下来，二憨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一边做工，一边慢慢打听，我甚至还一厢情愿地认为：不定哪一天，二憨会突然出现在出租屋里！
不知不觉，两个月就过去了。
这天晚上，出租屋的电话响了，我一看来电显示，是我家的号码，于是就接过“喂”了一声，老婆的声音立刻响了起来：“你猜我今天浇地碰见谁了？”我问道：“谁啊？”
“二憨！”老婆接着说，“原来他正月初六夜里就往家赶了，回来怕人笑话，就一直躲在家里，要不是麦苗返青，该浇地了，他还不出来哩！”
我一听这消息，心里的石头“咚”地落了地，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这二憨咋就一天离不开老婆哩？初六夜里就往家里赶了？他咋走的？他身上可只有三块钱啊！”
老婆答道：“那晚他往家里打电话，问他老婆一个人在家行不行，他老婆哭着应了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