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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好作。今年，小顺儿的妈没有听到那种提醒大家过节的呼声。北城的果市是在德胜门里，买卖都在天亮的时候作。隔着一道城墙，城外是买卖旧货的小市，赶市的时候也在出太阳以前。因为德胜门外的监狱曾经被劫，日本人怕游击队乘着赶市的时候再来突击，所以禁止了城里和城外的早市，而且封锁了德胜门。至于樱桃和桑葚，本都是由北山与城外来的，可是从西山到北山还都有没一定阵地的战事，没人敢运果子进城。“唉！”小顺儿的妈对灶王爷叹了口气：“今年委屈你喽！没有卖樱桃的呀！”这样向灶王爷道了歉，她并不就不努力去想补救的办法；“供几个粽子也可以遮遮羞啊！”
可是，粽子也买不到。北平的卖粽子的有好几个宗派：“稻香村”卖的广东粽子，个儿大，馅子种类多，价钱贵。这种粽子并不十分合北平人的口味，因为馅子里面硬放上火腿或脂油；北方人对糯米已经有些胆怯，再放上火腿什么的，就更害怕了。可是，这样的东西并不少卖，一来是北平人认为广东的一切都似乎带着点革命性，所以不敢公然说它不好吃，二来是它的价钱贵，送礼便显着体面——贵总是好的，谁管它好吃与否呢。
真正北平的正统的粽子是（一）北平旧式满汉饽饽铺卖的，没有任何馅子，而只用顶精美的糯米包成小，很小的，粽子；吃的时候，只撒上一点白糖。这种粽子也并不怎么好吃，可是它洁白，娇小，摆在彩色美丽的盘子里显着非常的官样。（二）还是这样的小食品，可是由沿街吆喝的卖蜂糕的带卖，而且用冰镇过。（三）也是沿街叫卖的，可是个子稍大，里面有红枣。这是最普通的粽子。
此外，另有一些乡下人，用黄米包成粽子，也许放红枣，也许不放，个儿都包得很大。这，专卖给下力的人吃，可以与黑面饼子与油条归并在一类去，而内容与形式都不足登大雅之堂的。
小顺儿的妈心中想着的粽子是那糯米的，里面有红枣子的。她留心的听着门外的“小枣儿大粽子啵！”的呼声。可是，她始终没有听到。她的北平变了样子：过端阳节会没有樱桃，桑葚，与粽子！她本来不应当拿这当作一件奇事，因为自从去年秋天到如今，北平什么东西都缺乏，有时候忽然一关城，连一棵青菜都买不到。可是，今天她没法不感觉着别扭，今天是节日呀。在她心里，过节不过节本来没有多大关系；她知道，反正要过节。她自己就须受劳累；她须去买办东西，然后抱着火炉给大家烹调；等大家都吃得酒足饭饱，她已经累得什么也不想吃了。可是，从另一方面想，这就是她的生活，她仿佛是专为给大家操作而活着的。假若家中没有老的和小的，她自然无须乎过节，而活着仿佛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她说不上来什么是文化，和人们只有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象端阳节必须吃粽子，樱桃，与桑葚——生活着才有乐趣。她只觉得北平变了，变得使她看着一家老小在五月节瞪着眼没事作。她晓得这是因为日本人占据住北平的结果，可是不会扼要的说出：亡了国便是不能再照着自己的文化方式活着。她只感到极度的别扭。
为补救吃不上粽子什么的，她想买两束蒲子，艾子，插在门前，并且要买几张神符贴在门楣上，好表示出一点“到底”有点象过节的样子。她喜爱那些神符。每年，她总是买一张大的，黄纸的，印着红的钟馗，与五个蝙蝠的，贴在大门口；而外，她要买几张粘在白纸上的剪刻的红色“五毒儿”图案，分贴在各屋的门框上。她也许相信，也许根本不相信，这些纸玩艺儿有什么避邪的作用，但是她喜爱它们的色彩与花纹。她觉得它们比春联更美观可爱。
可是，她也没买到。不错，她看见了一两份儿卖神符的，可是价钱极贵，因为日本人不许乱用纸张，而颜料也天天的涨价。她舍不得多花钱。至于卖蒲子艾子的，因为城门出入的不便，也没有卖的。
小顺儿的小嘴给妈妈不少的难堪：“妈，过节穿新衣服吧？吃粽子吧？吃好东西吧？脑门上抹王字不抹呀？妈，你该上街买肉去啦！人家冠家买了多少多少肉，还有鱼呢！妈，冠家门口都贴上判儿啦，不信，你去看哪！”他的质问，句句象是对妈妈的谴责！
妈妈不能对孩子发气，孩子是过年过节的中心人物，他们应当享受，快活。但是，她又真找不来东西使他们高声的笑。她只好惭愧的说：“初五才用雄黄抹王字呢！别忙，我一定给你抹！”
“还得带葫芦呢？”葫芦是用各色的绒线缠成的樱桃，小老虎，桑葚，小葫芦……联系成一串儿，供女孩子们佩带的。
“你臭小子，戴什么葫芦？”妈妈半笑半恼的说。
“给小妹戴呀！”小顺儿的理由老是多而充实的。妞子也不肯落后，“妈！妞妞戴！”
妈妈没办法，只好抽出点工夫，给妞子作一串儿“葫芦”。只缠得了一个小黄老虎，她就把线笸箩推开了。没有旁的过节的东西，只挂一串儿“葫芦”有什么意思呢？假若孩子们肚子里没有一点好东西，而只在头上或身上戴一串儿五彩的小玩艺，那简直是欺骗孩子们！她在暗地里落了泪。
天佑在初五一清早，拿回来一斤猪肉和两束蒜台。小顺儿虽不懂得分两，也看出那一块肉是多么不体面。“爷爷！就买来这么一小块块肉哇？”他笑着问。
爷爷没回答出什么来，在祁老人和自己的屋里打了个转儿，就搭讪着回了铺子。他非常的悲观，但是不愿对家里的人说出来。他的生意没有法子往下作，可是又关不了门。日本人不准任何商店报歇业，不管有没有生意。天佑知道，自从大小汉奸们都得了势以后，绸缎的生意稍微有了点转机。但是，他的铺子是以布匹为主，绸缎只是搭头儿；真正讲究穿的人并不来照顾他。专靠卖布匹吧，一般的人民与四郊的老百姓都因为物价的高涨，只顾了吃而顾不了穿，当然也不能来照顾他。再说，各地的战争使货物断绝了来源；他既没法添货，又不象那些大商号有存货可以居奇。他简直没有生意。他愿意歇业，而官厅根本不许呈报。他须开着铺子，似乎专为上税与定阅官办的报纸——他必须看两份他所不愿意看的报纸。他和股东们商议，他们不给他一点好主意，而仿佛都愿意立在一旁看他的笑话。他只好裁人。这又给他极大的痛苦。他的铺伙既没有犯任何的规矩，又赶上这兵荒马乱理应共患难的时候，他凭什么无缘无故的辞退人家呢？五月节，他又裁去两个人。两个都是他亲手教出来的徒弟。他们了解他的困难，并没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他们愿意回家，他们家里有地，够他们吃两顿棒子面的。可是，他们越是这样好离好散的，他心中才越难过。他觉得他已是个毫无本领，和作事不公平的人。他们越原谅他，他心中便越难受。
更使他揪心的是，据说，不久日本人就要清查各铺户的货物，而后由他们按照存货的多少，配给新货。他们给你多少是多少，他们给你什么你卖什么。他们也许只给你三匹布，而配上两打雨伞。你就须给买主儿一块布，一把或两把雨伞，不管人家需要雨伞与否！
天佑的黑胡子里露出几根白的来，在表面上，他要装出沉得住气的样子，一声不哼不响。他是北平铺子的掌柜的，不能当着店伙与徒弟们胡说乱骂。可是，没有人在他面前，他的胡子嘴儿就不住的动：“这算么买卖规矩呢？布铺吗，卖雨伞！我是这儿的掌柜呢，还是日本人是掌柜呢？”叨唠完了一阵，他没法儿不补上个“他妈的！”他不会骂人撒村，只有这三个字是他的野话，而也只有这三个字才能使他心中痛快一下。
这些委屈为难，他不便对铺子的人说，并且决定也不教家里的人知道。对老父亲，他不单把委屈圈在心里，而且口口声声的说一切都太平了，为是教老人心宽一点。就是对瑞宣，他也不愿多说什么，他知道三个儿子走了两个，不能再向对家庭最负责的长子拉不断扯不断的发牢骚。父子见面，几乎是很大的痛苦。瑞宣的眼偷偷的目留着父亲，父亲的眼光碰到了儿子的便赶紧躲开。两个人都有多少多少被泪浸渍了许久的话，可是不便连话带泪一齐倾倒出来。一个是五十多的掌柜，一个是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师，都不便随便的把泪落下来。而且，他们都知道，一畅谈起来，他们就必定说到国亡家必破的上头来，而越谈就一定越悲观。所以，父子见面，都只那么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