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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说‘五二四’事件是群众自然的反应。蒋经国说：‘少数人情绪冲动，对刘自然案判决不满而已。’易言之，那是种莫名因素中的无以言状的情绪，使得暴民们有系统地，将一个友邦使馆的家具、汽车、密码机和公文柜捣毁，而这个国家，正是台湾唯一的支持者，且不提污辱我们国旗那回事了。
就这个方式的情绪爆发，‘五二四’事件，实乃精心策划。一连好几天，国民政府控制的报纸，即围着军法审判的事，大事煽动。暴民领袖带着工具去开启使馆的保密箱，明显地计算到，有充裕的时间，完成任务。
如一位有经验的观察家所说：‘没有人幕后指示，中国人不会疯狂地为一个死者大张旗鼓，中国的人命太不值钱了，这是中国人的性格。’那么是谁，或者哪个政治团体发动这样的进攻呢？目下是个谜，但很明白的，那是个有力人士。赫斯特报系和约翰·欧·唐诺（Jonh Q' Donnel）是主张台湾为远东堡垒的死硬派，已经宣布，那是共党地下工作人员的杰出表演，如果，红色间谋如此横行，我们远东的堡垒还安全吗？
据其它方面的消息，这个策划人是国民党内的极端派（extreme persuasion我们要问，当暴民们侵占美国使馆之际，蒋和他的继承人在干什么？除了负责台湾的特务工作，经国还掌握着青年救国团，何况他自己在苏、联受了十二年的训练。
在台湾，美国还有什么可依靠呢？父子靠不住，我们拿钱装备的陆海空军，不愿意站到我们这一边，更免谈拿我们七亿七千万经政援助的民众了，他们仅看着星条旗平白被扯下。”＇25＇《国家》杂志批评得更露骨。社论说：
“我们并不奇怪，台湾先说‘五二四’是共党煽动的结果，且很快会找到证据，很快又改变语气，说是自然的、不幸的骤然愤怒（ flare…up）。
很明显，这是有组织的，如果不是蒋（介石），我们决难想象，这种海盗式的行为，会危害到他自己的战利品，那末再无别的因素了，除非蒋的助手们希望台湾解放，通过不流血政变，让蒋乘美国军舰逃到夏威夷去和他的好友雷德福等会合。
华盛顿应该知道我们自一九四九年以来所遵循的外交政策，已经破产了。果真总统先生如传说中那么愤怒，美国外交政策，还不从中国游说团手里解放出来吗？”＇26＇
埃德蒙·克拉布（O，Edmond Cluhb），曾驻华十八年的外交官，以《梦幻的破落》为题，予以抨击。他说：
“我们要求赔偿，那不是从我们自己的口袋掏出来的吗？我们应该检讨我们的‘台湾政策’了。下列难题，势必被迫找到答案：
（1） 利用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策略，是否已到严重的关头？
（2） 失去中国，难道我们又受到‘失去台湾’的咸胁吗？
（3）我们的对台政策又遭到挫折吗？”
克拉布又说：
“自我欺骗，是我们对台政策一贯的支柱，那种方法，已经失灵。因为，我们终于不再受骗。现在，我们能把问题看得非常清楚。如何解决台湾的将来，和调整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将是我们当前的课题。现在，我们了解甚至我们的盟友并不接受我们的教条．我们将被迫在台湾问题上，和日本、印度、英国持相同的看法。最近台北发生的事强调一个冷酷的事实：我们在台湾的特殊地位，已为时无多。”＇27＇
美国的舆论走向，客观地说，是一边倒的，是大国沙文主义式的苛刻指责，它们只知道盛气凌人，片面强调美国的法律尊严，而疏忽了“中国人的反应”。唯独殷海光教授《雷诺事件的检讨与建议》一文，哲理与事实兼顾，公正与客观并重。下面一段话，最发人深省。
“近若干年来，许多有醒觉的中国人对美国一直寄予向往之情。他们把美国看作自由、民主、公平、正义之象征。这些中国人把美国估计得很高。他们热心地期待美国领导。雷案发生之初，大家本乎这些信念，沉默地期待公正的裁判。大家都认为‘美国人不会不公正的’。万想不到裁判的结果竟是杀人者无罪。多么令人失望！等到不满之情酿成骚乱事件以后，他们所看得见的只是森严的外交面孔。对干雷案之曲直，反而搁置一旁，亦若无足轻重。这使他们发生疑问：美国的公平在哪里？‘天下乌鸦一般黑’。美国还不是靠钱势压人？
雷案判决结果如此，照中国人看来是一个错。现在美国官方又拿因雷案而引起的外交局面抹煞了原有的问题。这在中国一般人看来是错上加错。
可是，在美国一般人看来，你们中国人‘以怨报德’。我们美国人对你们这样好。你们仅仅因着雷案没有依照你们的法律观念判决，你们就翻脸不认朋友，捣毁我们的大使馆，撕毁我们的国旗，殴打我们的人。我们美国在国外驻军达二十三国之多。假若每一个国家象自由中国这样，那怎么得了？”＇28＇
台湾的辩解，声言“自发自动”。经国在事件前后，则从未露面。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声明，说“不似一无组织的行动”，可慌了蒋先生的手脚。据熟悉内幕的人说，蒋先生肝火大动，经国因而受到杖责。用常理推断，很可能是事实，在苦无证据的情况下，又只好姑妄听之。
很多人，为经国辩解，那位想做吴凤第二的丁中江就这么说着：
“对于这种难找证据的疑案，我以为从常识上加以判断，不管蒋经国个人心理上有没有存在着‘不喜欢美国’的因素，但他决不会愚蠢的来制造这么一个事件，一个儿子无论为了什么政治目的，决不至会做些替父亲找很大麻烦，让父亲向人道歉赔不是的事，除非是一个‘糊涂虫！’
经国当然不是个‘糊涂虫’，丁中江承认，为了‘军中政工’，‘构成他（蒋）和美国不愉快的主要因素。’”＇29＇
卜少夫把他比喻为‘希腊神话中的勇士阿齐里士”，“承受四面八方射来的冷箭和热箭”。说“经国目前处境之恶劣，并不下于大陆撤退前夕”。＇30＇
至于何事“恶劣”，少夫做了自我回答。他说是“美国人士天真地误解”。六月九日，香港新闻、文化界应邀访台，＇31＇是台湾展开舆论攻势，纠正雷案不良影响的政府行为。美国方面，除了道歉、赔偿，则无能为力。但是经国因而连续六年，隐藏在幕后，好象被人遗忘了似的，他的行迹暂时从报章杂志上消失，拒绝记者访问报导，很少出现公开场合。官职是“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负责领导荣民修筑全长三百四十八公里的横贯公路（主线加支线），经常奔走于东部的崇山峻岭中，做开路英雄。
经国计算着，只有借飞逝的岁月，冲淡友邦对他的“误解”，以“沉默是金，消弭外间的蜚言”。反正，美国人是健忘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快下台了，时间在经国这一边，耐心等待．定有云开日出．胜利在望的一天。
辅导会的工作，首创于一九五六年四月，经国先是副主任委员代理主任委员，翌年六月真除。曾有人建议：“你何必花这么多时间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回答道：“我们要讨谁的好？今天我们一切工作、服务，难道说都是为了讨好？”
这位仁兄碰了一鼻子灰的原因，可以说，是其政治敏感性不够，不了解经国的处境和心思。倒是经国自己说出来了：辅导会的工作，是“政治工作”。
又是美军顾问团的建议，国军士兵的年龄普遍偏高，被中共讽刺为“胡子兵”，与真相大致符合。为了提高战力，华盛顿掏腰包，强迫蒋先生实施国军汰旧换新计划，以充员兵代替大陆抵台的职业士兵。
这个问题，处理起来，颇为棘手，主要是这批人长年置身军伍，一则离乡背井，孤苦无依；一则出操上课，谋生乏术。假如无适当安置，将会产生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军心士气。
经国勇敢地负起这个责任，自比“第三兵团”。除了“政治”，且有“良心”和“道义”的责任。他说：“我们同是生长在这苦难的时代里，多难的国家中，大家休戚与共，息息相关，对荣民是以感情、道义去服务，不是讲恩赐。”＇32＇
基隆一位上年纪的荣民，曾老泪纵横地告诉经国：“你在江西当专员，我已开始当兵。”九十岁的沈治平，双眼失明，要求经国：“能不能找个好医生让我双目复明。”年轻军官王国英，两腿被炮弹炸断，经国去宜兰荣家访问，他说：“对不起，我没腿，站不起来。”＇33＇
我们要承认，辅导荣民的工作，在当时台湾的官僚体系中，没有人能顺利执行此一复杂多端的庞大计划，因为